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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9章 勋贵!最严峻的挑战!

    河南按察使司副使王谦,作为谢家的“保护伞”,不仅暗中授意下属官吏对谢家田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利用职权打压想要认真清丈的官吏。

    开封府的一名推官,因坚持要核查谢明的祭田账目,被王谦罗织“擅闯宗族祠堂、亵渎先祖”的罪名,革职查办,流放边疆。

    此事一出,河南各地的官吏无不心惊胆战,纷纷消极怠工,清丈工作进展极为缓慢。

    山东东昌府知府刘顺,更是将这种勾结发挥到了极致。

    他不仅帮助李坤伪造文书、篡改记录,还主动为张家通风报信,但凡有新政的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告知张家。

    为了阻止清丈,刘顺甚至与李坤联手,散布谣言,声称“朝廷清丈田亩,实则是要收回百姓田地,赏赐给外地官吏”。

    谣言在百姓中迅速传播,许多不明真相的百姓对新法产生了抵触情绪。

    在东昌府的一个村落,数百名百姓在刘顺亲信的煽动下,围堵了清丈官吏的马车,投掷石块、辱骂呵斥,导致清丈工作被迫中断。

    暴昭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

    他深知这些官吏是新政推行的“内鬼”,不除不足以平民愤,不除不足以推新法。

    可他也清楚,这些官吏背后牵扯着庞大的淮西勋贵势力——王谦是谢成的同乡,刘顺是张龙的姻亲,一旦动了他们,便会引发连锁反应,谢、张两家定会在朝堂上发难,指责他“苛待勋贵、扰乱地方”。

    更让他投鼠忌器的是,这些勋贵与后宫、朝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清公主早已在太后耳边吹风,弹劾他“欺凌皇亲”,若处置不当,不仅新法推行受阻,甚至可能连累承天皇帝的威信。

    缇骑们查出刘顺与李坤的勾结证据后,暴昭曾想当即下令将二人拘押审问。

    可就在下令的前一刻,他又犹豫了——李坤是公主亲眷,按大明律法,拘押皇亲需报请朝廷批准;而刘顺背后的张龙,更是开国元勋,势力庞大。

    他看着桌上的证据,又想起那些被兼并田产、惨遭欺凌的百姓,心中如同被巨石碾压。

    一边是国法与民心,一边是勋贵与权势,这场新政推行的硬仗,远比他想象中更为艰难。

    而这,仅仅是河南、山东两地田产隐匿与官宦勾结的冰山一角。

    谢、张两家的亲眷族人遍布两省,与之勾结的官吏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如同一张巨大的黑网,笼罩在北地的天空之上,将新政的光芒死死遮挡。

    朱高炽看后心绪起伏不定,他很清楚若不能撕破这张黑网,不能斩断勋贵与官吏的利益链条,一条鞭法在北地便只能是一纸空文,百姓们也永远无法摆脱被欺压、被盘剥的命运。

    可想要撕破这张网,他需要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大将军王的铁血手段!

    此外淮西勋贵在北地经营数代,势力根深蒂固,不仅掌控着大量田产,还垄断了当地的盐、铁、粮食贸易,百姓们大多依附于他们为生,或为佃户,或为雇工,根本不敢得罪。

    比如河南许昌县的佃户王二,租种着谢家田庄的十亩地,每年要缴纳六成租子,生活困苦。

    清丈时,他深知谢家的田产远超申报数量,却不敢出面指证——此前曾有佃户向官府举报谢家隐匿田产,结果被谢旺的家丁打断双腿,赶出庄田,最终冻饿而死。

    王二坦言:“暴大人是清官,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哪敢跟侯爷作对?一旦被赶走,全家都得饿死。”

    再有山东青州府的百姓李大明,家中良田被张虎强行霸占,田契被毁。

    暴昭推行新法后,他本想趁机申诉,夺回田产,可张虎派人传话,“若敢申诉,便让你全家不得好死”。李大明看着年幼的孩子和体弱的妻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百姓们的畏惧,让暴昭的清丈工作举步维艰。

    许多隐匿的田产,明明有百姓知晓内情,却因害怕遭到报复,不敢出面作证。

    而勋贵族人正是抓住了百姓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隐匿田产、阻挠新法,甚至扬言“百姓不敢说,官府查不到,新法在北地就是一纸空文”。

    而暴昭这个人,本身性情刚正,不懂迂回,他在北地的雷霆手段,虽然震慑了部分中小豪强,却也触动了京城淮西勋贵集团的利益。

    永平侯谢旺、凤翔侯张龙的族人,纷纷通过福清公主与朝中勋贵大臣,向承天皇帝施压。

    福清公主入宫面见承天帝,哭诉道:“皇兄,暴昭在山东苛待张家,强行清丈田产,违背父皇祖制,这是要寒了开国功臣后代的心啊!若如此对待勋贵,日后谁还肯为朝廷效力?”

    同时,朝中以郑国公常茂、永昌侯蓝玉为首的淮西勋贵大臣,也纷纷上书弹劾暴昭,称其“行事鲁莽,激化矛盾,恐引发北地动荡”。

    更有甚者,部分守旧大臣与勋贵勾结,散布谣言,称暴昭“借新政之名,排除异己,图谋不轨”,试图将其置于死地。

    一时间,朝堂之上议论纷纷,不少大臣为了自保,纷纷附和,要求承天帝撤回暴昭,停止北地新政。

    承天帝朱标虽支持新政,却也深知淮西勋贵集团的势力庞大,若处置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他曾私下召见朱高炽,忧心忡忡道:“北地勋贵,皆是开国元勋之后,与国同休,不可过度打压。暴昭行事虽刚正,却也需顾及分寸,切勿引发大乱。”

    暴昭在开封府,一边要应对地方勋贵的阻挠,一边要承受朝堂的压力,可谓腹背受敌。

    他在奏报中写道:“北地淮西勋贵,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臣虽有铁血之心,却恐独木难支。若朝廷不能给予全力支持,明定祖制与新法的界限,严惩勋贵不法之举,新政恐难以为继,中原粮赋之地,终将沦为勋贵私产。”

    朱高炽放下奏报,窗外的月光清冽如水,静静洒在案头,映得那份写满困厄的急报愈发沉重,纸页上的墨迹仿佛都浸着一层化不开的阴霾。

    暴昭面临的,是新政推行以来最严峻的一场硬仗。

    湖广的赵万三不过是乡野劣绅,西北的马龙也只是跋扈卫将,这些地方势力纵然嚣张,却终究是无根之萍,朝廷只需祭出铁血手段,便能连根拔起。

    可北地的淮西勋贵截然不同,他们是随老朱开国建业的肱骨之臣,家族荣耀与大明的开国根基紧密相连,手中握着丹书铁券,亲眷族人遍布朝堂内外,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

    想要撼动他们,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铁血手腕,更需要滴水不漏的政治智慧。

    他必须在推行新法与稳住朝堂之间,走出一条精准的钢丝——既要清丈田亩、严惩贪腐,还百姓一个公道;又要顾及祖制颜面,平衡勋贵集团的情绪,绝不能让承天朝的国本根基,因这场新政而出现丝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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