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6月8日，布达佩斯
马扎尔人的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至少，安德拉希·久洛伯爵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他站在布达城堡的台阶上，看着多瑙河对岸的佩斯城在晨光中苏醒。河面上近百艘装饰着彩旗的船只正缓缓移动，两岸挤满了人群——据警察局的报告，今天涌进布达佩斯的人超过了二十万。
“伯爵先生，陛下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拉希转过身，点了点头。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左侧——那里有一道淡淡的疤痕，是1849年留下的。那一年，他是匈牙利革命政府的成员，被奥地利帝国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刽子手用一根绳子在他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仿佛在挑选一头牲口。
现在，他是奥匈帝国第一位匈牙利籍首相。
历史真是个婊子，他在心里说。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仪仗队第二排，阳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
他今年十四岁，是维也纳新城皇家军事学院最年轻的学员。三个月前，他还在课堂上背诵《骑兵战术基础》，现在却站在布达城堡的广场上，手持一把比自己还重的燧发枪，等待着给匈牙利国王加冕典礼当背景板。
“别乱动。”身边的学长施密特低声警告。
莱奥没有动。他只是在心里想，父亲如果还活着，会怎么看待这一切。
父亲弗里茨·冯·海登莱希，皇家第4“匈牙利”胸甲骑兵团少校，两年前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被一颗普鲁士“针发枪”子弹射穿了喉咙。那种枪比奥地利的燧发枪先进整整一代——普鲁士人趴在地上，甚至不需要站起来，就能装填、射击，装填、射击，像一台收割机一样收割奥地利士兵的生命。
莱奥从未见过针发枪，但他想象过那颗子弹的样子。细长的，尖锐的，像是某种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昆虫。
战后，母亲收到了父亲的遗物：一把佩剑、一枚三级铁冠勋章，以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片。纸片上用父亲潦草的字迹写着：“莱奥，不要让家族蒙羞。”
“列队——敬礼！”
莱奥猛地回过神。沉重的燧发枪被齐刷刷地举到胸前，枪身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一辆镀金的四轮马车正缓缓驶过广场。马车上坐着一个身穿匈牙利传统礼服的男人，头戴圣斯蒂芬王冠——那是匈牙利圣冠，据说有千斤之重，历史上只有两位君主曾成功将其戴在头上，一位是圣斯蒂芬本人，另一位是玛丽亚·特蕾莎。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如今也是匈牙利国王。
马车驶过莱奥面前时，他看见皇帝的侧脸。那是一张异常苍白的面孔，带着一种近乎机械的、冷漠的庄严。六十年前，如果革命者的子弹偏离几英寸，这个人就不会出生。三十年前，如果他不是阴差阳错地成为继承人，此刻坐在马车上的也许是另一个人。
但他就在那里。没有笑容，没有表情，甚至没有眨眼。
莱奥忽然想起一个笑话——那是上个月在军事学院的食堂里，一个捷克裔同学讲的。
“我们的皇帝，”那个捷克同学用蹩脚的德语说，“是全欧洲最勤政的君主。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工作到深夜。唯一的问题是，他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帝国到底应该怎么治理。”
全场大笑，包括莱奥。
但此刻，看着马车上的皇帝，莱奥笑不出来。
伊洛娜·拉科齐站在人群中，踮着脚尖，试图看清马车上的皇帝。
她失败了。她前面站着三个比她高一头的马扎尔大汉，每个人都戴着一顶插满羽毛的帽子，把她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见鬼！”她用匈牙利语骂了一句。
“淑女不应该说这种话。”身边的母亲低声说。
“淑女不应该被挡在人群后面。”伊洛娜反击。
她今年十六岁，是拉科齐伯爵的独生女。拉科齐家族是匈牙利最古老的贵族之一，据说祖上曾与哈布斯堡家族联姻，甚至出过一位匈牙利国王。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848年革命后，拉科齐家族被削去了一半领地，剩下的也被充公了大半，只留了一座位于布达佩斯郊外的庄园和几片葡萄园。
但拉科齐伯爵仍然坚持穿着最昂贵的礼服、喝最上等的托卡伊甜酒、在宴会上用最华丽的匈牙利语朗诵爱国诗歌。
“皇帝陛下万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伊洛娜没有跟着喊。她只是冷冷地注视着那辆马车，注视着坐在上面的那个人。
这个人在六十年前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那一年他才十八岁。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了维也纳的起义者，下令绞死了十三个匈牙利革命将领。
其中包括伊洛娜的曾祖父的表弟。那是一个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确切关系的人，但母亲总喜欢在家庭宴会上提起这件事，仿佛这是一种荣耀。
“我们家族，为匈牙利流过血。”母亲总是这样说。
伊洛娜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流过血”是一种荣耀。
马车终于驶入了城堡大门，人群开始散开。伊洛娜回头看向母亲，发现她正在擦拭眼角的泪水。
“您哭了？”伊洛娜惊讶地问。
“那是我们的国王。”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正的匈牙利国王。”
“他也是奥地利皇帝。”
“闭嘴。”
雅各布·科恩站在布达佩斯码头区的一条小巷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递给身边的妹妹。
妹妹米里亚姆只有九岁，瘦得像一根木棍。她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差点噎住。
“慢点吃。”雅各布拍了拍她的背。
他们三年前从加利西亚的犹太人聚居区逃出来。那一年，沙皇的哥萨克骑兵洗劫了他们的村庄，父亲被砍死，母亲被轮奸后自杀，雅各布带着妹妹，踏上了西行的路。
他们先到了克拉科夫，又去了维也纳，最后坐着一辆运货的马车来到了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布达、老布达和佩斯。布达在山丘上，是贵族和宫殿的所在地；佩斯在平原上，是商人和手工艺人的聚集地；老布达在两者之间，是穷人和犹太人的栖息地。
雅各布就住在老布达。
他今年十九岁，却已经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那样世故。他学会了匈牙利语、德语、斯洛伐克语和一点塞尔维亚语。他做过擦鞋匠、搬运工、餐厅服务员、赌场发牌员，甚至帮黑市商人在多瑙河上走私过烟草。
现在，他是一名小贩，在码头上兜售面包、苹果和针线。
“听，加冕的礼炮！”米里亚姆抬起头，指向城堡山。
雅各布没有抬头。他只是继续嚼着面包，看着码头上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一地的果皮、纸屑和踩烂的帽子。
“哥哥，”米里亚姆忽然说，“我们算匈牙利人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
“我们算什么人？”米里亚姆又问。
雅各布想了想。
“我们算犹太人。”他说。
“犹太人算什么人？”
雅各布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向城堡山上那座巨大的宫殿。那是布达城堡，曾经是匈牙利国王的居所，后来被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现在又被“还给”了匈牙利人。
但这座城堡从来不属于他。
不属于他的父亲。
不属于他的祖父。
不属于任何一个姓科恩的人。
雅各布忽然想起一件小事。那是他五岁时，父亲从村里的小学回家，脸色铁青。
“怎么了？”母亲问。
“学校不收雅各布。”父亲说。
“为什么？”
“因为，”父亲的声音很低，“他们说我们是‘东方人种’，不配接受德意志式的教育。”
母亲沉默了。
雅各布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东方人种”，什么叫“德意志式的教育”。他只知道，那天晚上，父亲把自己关在羊圈里，哭了很久。
一个犹太男人哭，是很少见的。
雅各布至今记得那个声音。压抑的、低沉的、像是从地底下传来的轰鸣。
“哥哥。”米里亚姆扯了扯他的袖子。
“嗯？”
“我可以再吃一点面包吗？”
雅各布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一半——他只咬了一口。他把面包递给了妹妹。
“吃吧。”
莱奥在仪式结束后被允许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休息半小时。
他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在石凳上，把沉重的燧发枪靠在一边，揉了揉酸痛的肩膀。
忽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
“……不，我不能接受。这个帝国注定要完蛋，就在我们有生之年。”
“小声点，有人在听。”
“怕什么？反正再过五十年，这里什么都不剩了。”
莱奥探出头，看见两个身穿匈牙利贵族礼服的年轻人在不远处低声交谈。其中一个头发微红、面色苍白，正在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你看着吧，斐迪南，”红发青年说，“这个所谓的‘奥匈帝国’，最多撑不过二十年。马扎尔人以为自己赢了，实际上他们只是换了个主人。德意志人仍然是主人，我们永远是仆人。”
“科苏特，你喝多了。”另一个青年试图拉住他。
“我没有喝多！我只是看透了！”红发青年甩开同伴的手，“我们匈牙利人需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而不是跟一群斯拉夫人、犹太人、吉普赛人挤在一个烂帝国里！”
莱奥缩回了头。
他并不完全理解那个红发青年在说什么，但他听懂了一件事：这个人恨这个帝国。
莱奥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是帝国军人，效忠皇帝，效忠祖国，死在战场上。但父亲临死前，有没有恨过这个帝国？
也许没有。也许有。
莱奥不知道。
他只知道，此刻坐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看着远处多瑙河上波光粼粼的河水，他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疲惫。
是某种更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是被一颗无形的子弹击中了胸口。
1867年6月8日，布达佩斯，晴。
帝国在狂欢。
二十万人在街头跳舞、喝酒、亲吻。
皇帝戴着圣冠，缓缓走进布达城堡的礼拜堂，在匈牙利大主教的面前跪下，宣誓保护匈牙利人民的权利。
匈牙利人民在城堡外面高喊：“上帝保佑国王！上帝保佑匈牙利！”
只有少数人注意到，皇帝宣誓的时候，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他是在害怕？是在激动？还是在怀念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弟——那些死在他之前的人？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这一天起，这个帝国不再是奥地利帝国。
它变成了一个更奇怪、更荒诞、更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一个被历史学家后来称之为“奥匈帝国”的、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实验。
而在布达城堡的花园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正在各自的角落里，用各自的方式，注视着这场盛大的狂欢。
他们还没有相遇。
但他们很快就会相遇。
因为在这座巴别塔一般的帝国里，没有人能永远躲在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