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3日。
天还没亮，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就响起了洒水车的铃声。
清洁工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推着水车，把青石板路面冲洗得干干净净。
冬天的长安城，昼夜温差能达到20°，一夜的凉气还没散尽，水汽在晨光里蒸腾，像是披上了一层薄纱。
这是南华国政府正式迁都长安的日子。
总统府的搬迁工作其实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始了。
秘书处、机要局、情报局先搬过去，然后是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
到一月三日这天，最后一批留守升龙城的人员坐上了开往长安的专列。
车上装的总统办公室李佑林平日办公常用的物件。
专列下午两点抵达长安火车站。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接站的人，有各部的官员，有长安市政府的代表，还有几个扛着相机的外国记者。
李佑林从车厢里走下来的时候，站台两旁中小学生，奋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
此时他只穿着一件普通的深灰色中山装，没戴帽子，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看起来像个出差归来的普通干部。
对着镜头挥了挥手，接过学生献上来的花束，缓慢走出了站台。
“总统，车在那边。”秘书指了指停在候车厅的黑色轿车。
李佑林看了一眼，沉声道：“把车开出去，这多影响群众出行？
我坐火车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民情，你们全程把我关在车里，我还怎么和群众打成一片？”
说罢，就朝着站前广场走去。
秘书和警卫赶紧跟上，身后呼啦啦跟了一大群人。
长安城的规划是李佑林亲自定的。
整座城市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那条南北向的大街——朱雀大街。
大街宽逾百米，双向二十四车道，从北端的承天门穿过万名广场，一直向南延伸整整十公里，直达南端的城市中央公园。
路面铺着青黑色的沥青，划着雪白的标线，两侧的人行道铺着花岗岩，每隔五十米立着一盏莲花造型的路灯。
朱雀大街北段万民广场，穿过承天门的楼洞，里面是总统府和各大部委办公的地方。
万民广场顺着朱雀大街往南，中段位置，是长安城的商业核心区。
这里的建筑不仅仅是仿唐的，还有宋明等各种风格，每一个坊的风格都不相同。
宋式的歇山顶、明式的硬山顶、闽粤地区的骑楼，比肩而立，浑然一体。
青砖灰瓦是主调，偶尔有几栋刷了白墙，在灰蒙蒙的底色里显得格外醒目。
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什么的都有，而且都是仿古造型。
茶楼、酒肆、绸缎庄、药铺、书店、杂货店，招牌都是用木头刻的，
楷书、隶书、行书，挂在门楣上，有些门楣经过风吹日晒，木头泛了白。
这里的建筑，最高的不超过五层，古香古色，走在街上像穿越回了古代。
可街上卖的东西也有现代的，电视机、收音机、电冰箱、自行车、手表，应有尽有，让人看的出戏。
朱雀大街两侧五公里范围内，没有一栋高楼。
目的是首都的核心区要保持古典风貌，也是为了核心区域的安全着想。
所有的高楼都建在朱雀大街的尽头，围绕着中央公园而修建。
长安城最高的楼在东南方向约七公里的地方。
那座楼叫“摘星楼”，楼高一百三十米，共三十二层，是南华第一高楼。
摘星楼1952年设计完毕，开始动工，去年年底刚刚竣工。
外墙是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蓝白色的光。
楼顶设有一个旋转餐厅，坐在里面可以俯瞰整个中央公园。
（我生成来的图一直不满意，就没有放上去。各位可以生成满意的图片放评论区。）
摘星楼比沪市正在修建的友好大厦还高出二十米，修建之初，号称是远东第一高楼。
友好大厦是北方邻居去年才开始建的，设计高度一百一十米，修建之初，号称远东第一高楼。
摘星楼封顶的消息传出去之后，那边的工程负责人据说沉默了很久，然后默默地把图纸改了一遍，加高了几层。
摘星楼是长安大饭店，南华最豪华、最高级的酒店。
六百间客房，最大的宴会厅能同时容纳两千人就餐。
长安城的居民，目前大概在六十万左右，除了少量本地土著，还有许多是当年修建这座城市的工人。
三年前，二十几万工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干了三年多。
工程快完工的时候，李佑林专门做了一条指示：
“这些工人替国家盖了这么多大楼，国家也要替他们盖房子。”
于是国家在长安城西边划了几块地，免费提供地皮和建筑材料，让工人们盖自己的房子。
每户按人均二十平方米的标准分配，一家四口就是八十平方米，没有所谓的公摊。
工人们自己动手，一砖一瓦地盖自己的家，房子不大，但那是他们在首都的家。
消息传开的时候，工地上哭声一片。
一个从桂省来的老瓦匠蹲在工地上哭了半个钟头，旁边的人怎么劝都劝不住。
他说他盖了一辈子房子，从来没想到自己能有一套。
拿到钥匙那天，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攥得手心都出了汗。
那些工人们后来大多数留在了长安，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开了小店，有的继续搞建筑。
他们把这叫“命好”，没人觉得这是应得的，他们只觉得是总统给的。
一月二十日，诸事皆宜。
黄历上写着：宜嫁娶、祭祀、祈福、求嗣、动土、会亲友、纳畜。
从凌晨开始，承天门广场上就陆续有人来了。
不是政府组织的，是老百姓自发来的。
消息早在十天前就传开了，总统要结婚。
这天，天还没亮，万民广场上就热闹起来了。
广场北侧甚至还搭了一个戏台，戏台上铺着红地毯，摆着香案和座椅。
负责安保的是总统府保卫局的赵队长。
他三天前就开始布防了，在广场周围设了数十个安检口，每个安检口配了金属探测器和搜身人员。
广场外围还设了隔离带，防止人群拥挤。
承天门城楼上架了高倍望远镜，狙击手在制高点待命。
朱雀大街从承天门到万民广场这一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和婚车通行。
赵队长凌晨四点就到了现场，里里外外检查了三遍，确认没有疏漏，才松了口气，然后站在承天门下面，看着天色一点一点亮起来。
广场上已经摆好了圆桌，一桌挨一桌，整整齐齐，红色的桌布从这头铺到那头，像一片红色的海。
每张桌上摆着鲜花、汽水、米酒、糖果，还有两包香烟。
桌与桌之间留着过道，过道边上站着穿黑色制服的安保人员。
帮忙搬桌椅、摆碗筷、传菜的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人。
他们胸前别着“长安建设者”的徽章，是当年修建这座城市的工人。
今天被抽到签吃席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帮忙。
他们说不出口那些漂亮话，只会闷头干活。
有人说了一句“总统给咱盖了房子，咱不能没良心”，其他人就跟着来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蹲在广场边上的水龙头旁边，正在洗水果。
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
他在长安城修了三年的路，朱雀大街的青石板有一块是他亲手铺的。
去年分房子的时候，他分到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两居室，他和老伴两个人住，还将孙子接了过来，直接转校到小区附近的工人小学读书。
他今天来之前，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挂了一面蓝底金星旗，旗子旁边，还贴了一张李佑林的画像。
“老陈，你别忙活了，先去吃点垫垫肚子。”旁边有人催促着他。
老陈头也不抬：“急什么？等客人都吃完了，我们再吃。先把活干好。”
“总统说了，人人有份。”
“我知道。”老陈把洗好的水果放进筐里，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手，
“总统他老人家对我们好，我们也不能光知道吃。出点力气，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