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起并未直接对郑怀仁发难，但东厂雷厉风行的抓捕行动，却让整个工部乃至关联衙门风声鹤唳。
骆秉章亲自带队，以周文德供词为线索，在短短数日内，连续缉拿了工部都水司、营缮司等相关官吏七人，皇商、木厂和石场管事五人，并查封了其名下多处产业。
同时，远在河南的开封府同知孙茂才也被东厂番子“请”回了京城，与周文德做了牢友。
钱安良虽然暂时未被收监，但其府邸已被东厂严密监控，本人也被变相软禁在府中，惶惶不可终日。
抄家所得，初步清点便已超过四十万两白银，另有珠宝、古玩、田契、房契无数。
林慕雪带着户部新调拨的一批算学吏员，日夜不停地清点、造册和入库。这些“意外之财”，恰好解了监理司和筹建中“神机院”的燃眉之急。
杨博起毫不客气，直接划拨三十万两，作为监理司未来一年的运作经费和“神机院”的启动资金，并上奏朝廷，请求以此案追缴赃款设立“工程廉政专款”，专用于未来经监理司审计核准的工程及军械制造，专款专用，独立核算。
此举既是将贪官之财用于正途，赢得朝野部分清议支持，也初步建立了绕过传统户部和工部体系的专项财政通道。
然而，杨博起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工部内部的工程贪墨。
他深知，一个帝国的根基，除了钱粮，还有武备。
工部与兵部，在军械制造和武库管理上，关联密切。郑怀仁、钱安良等人能如此肆无忌惮地侵吞工程款，在军械上，难道就会手下留情？
“查！兵部武库司，京郊三大军器局，给本督仔仔细细地查！”
杨博起对韩铁手和吴文斌下了死命令，“尤其是近三年拨付九边重镇，特别是宣府、大同、辽东的军械账目和库存实物，一项都不能漏！”
韩铁手再次展现出他老匠人的专业，他没有去查那些光鲜的账册，而是直接带着监理司新招募的一批可靠工匠，一头扎进了兵部管辖的京郊三大军器局——王恭厂、盔甲厂、兵仗局，以及京城内外的几处重要武库。
查账有吴文斌，验货则靠韩铁手。
他不需要看那些漂亮的入库记录，只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随机抽检。
从库房里随机搬出新近制成的刀、枪、甲、弓、弩，乃至火铳。然后，他当着兵部武库司和军器局官员的面，开始检验。
检验方法，让那些官员和匠头目瞪口呆。
检验刀剑，他不用互砍，而是用一种刻有标准刻度的硬度锉刀，在刀锋上反复锉划，观察其卷刃、崩口情况，再用卡尺测量刃口厚度和钢材纹理。
结果，十把新刀中，竟有六把硬度明显不足，钢材杂质多，刃口厚薄不均。
检验甲胄，他不用刀砍枪刺，而是用标准重量的落锤，从固定高度砸向甲片，观察其凹陷碎裂程度，再用卡尺测量铁片厚度。
结果，许多号称“精铁札甲”的铁片，厚度远低于规制，甚至有空心夹层。棉甲内衬的棉花陈旧发黑，还掺有芦絮。
至于检验弓弩，他用标准的拉力计测试弓力，用角度仪校准弩臂。大量弓弩存在拉力虚标、弩臂不正的问题，射程和精度大打折扣。
最后的检验火铳，则更让人心惊。他从库中随意抽取了二十支新铸的鸟铳，在靶场实射。
结果，竟有三支在试射时当场炸膛，铳管破裂，另有五支出现铳管鼓包漏气等问题，只有不到一半勉强合格。
韩铁手捡起炸膛的铳管碎片，仔细察看断口，又用特制工具测量铳管内径，面色铁青：“钢材低劣，锻造不匀，内膛粗糙，药室与铳管结合处有裂纹……此等火器，与谋杀士卒何异！”
更令人震怒的是，当韩铁手要求调阅去年拨付给宣府、大同和辽东的军械出库记录，并请求随机抽检部分留存样品时，兵部武库司的官员推三阻四，百般阻挠。
在杨博起强令下，才勉强打开封存的部分库房。
韩铁手检查后发现，那些准备发往边关的“新式”军械，质量比京营的库存还要低劣！
一些火铳的铳管，竟然是用废旧铁器回炉锻造，气孔、砂眼密布；一些弓弩的弩臂，木料未经充分阴干，极易变形。
“边军将士，就是拿着这样的破烂，在跟塞外的豺狼虎豹搏命？”韩铁手粗糙的手掌摩挲着一把一掰就弯的劣质腰刀，声音带着怒火。
调查结果迅速整理成册，附上详细的检验记录、实物样品、乃至炸膛火铳的残骸，被连夜送到了杨博起的案头。
同时，吴文斌那边的账目清查也取得了突破：近三年，兵部拨付给军器局制造、维修军械的款项高达两百余万两，但实际采购的物料价值，经与市价对比，至少虚报了三成以上。
而军器局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吃空饷”、“虚报损耗”和“以次充好”等问题。一条从兵部武库司到军器局大小官吏、匠头的贪腐链条，清晰浮现。
然而，就在杨博起准备以此为由，对兵部相关官员和军器局动手时，郑怀仁和钱安良的反击，或者说，断尾求生的动作，开始了。
他们也察觉到了监理司的矛头开始指向军械领域，更知道此事比河工贪墨更加敏感，一旦坐实，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弃卒保车”大戏迅速上演。
就在杨博起准备将调查结果上奏的前一天，兵部武库司的一名主事和军器局的一名大匠头，突然“主动”到顺天府“投案自首”，声称在军械制造中“因技艺不精、监管不力”，导致部分军械质量“偶有瑕疵”，愿意承担一切罪责。
他们呈上了“详细”的“罪证”，承认在采购铁料、招募工匠和检验成品等环节存在“疏忽”，并“供出”了几个已经被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小吏和匠头作为“同伙”。
紧接着，郑怀仁、钱安良一派的御史言官开始鼓噪，上疏弹劾兵部武库司、军器局“管理不善”、“匠人懈怠”，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以儆效尤。
不仅如此，他们话锋一转，开始“赞扬”监理司“明察秋毫”、“揪出蠹虫”，但又称“此系个别匠吏贪利忘义，与部堂高官无涉”，试图将大事化小，将系统性腐败定性为“个别技术事故”和“基层管理问题”，将郑怀仁、钱安良等高层彻底摘出去。
朝会上，郑怀仁亲自出列，一脸“痛心疾首”地自责，说自己“御下不严”、“有负圣恩”，请求皇帝和太后责罚，并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彻底整顿”军器局，严惩涉案人员，确保今后军械质量。
这一手“丢卒保车”玩得极为娴熟。
两个“自首”的替罪羊级别不高不低，正好顶罪；将责任推给“技艺不精”、“监管不力”，掩盖了制度性贪腐；主动“认错”并请求“整顿”，堵住了要求深入追查的嘴。若是一般官员，或许就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但杨博起岂是易与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