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里的纷扰还没有结束，来自海峡彼岸的“大礼”就已经漂洋过海，来到圣詹姆斯街俱乐部阅览室的桌子上。
《费加罗报》每天都从巴黎用最快的邮包送过来，伦敦的绅士只隔12个小时就能看到。
几个在俱乐部里消磨了一天的会员坐在皮椅里，纷纷拿起一份阅读。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法语和拉丁语一样，都是必修课。
而今天的头版就是醒目的标题：《自由需要解释——莱昂纳尔·索雷尔谈他在多佛港的经历》。
专访是以问答形式呈现的，记者是《费加罗报》的首席政治记者，问题提得很直接。
开头几个问题关于多佛港那天的情况。莱昂纳尔描述得很平静：
他下船，填表，等待，然后被要求“稍等”，接着记者们出现，最后警察架着他离开。
【莱昂纳尔说：“我没有反抗，因为反抗没有意义。在那个时刻，我已经从访客变成了展品——
展示大英帝国如何处理‘不受欢迎’的人。”】
读到这里的英国读者，心里开始有些不舒服，不是愤怒，而是羞耻感。
他们不喜欢被说成“专制”，哪怕是用委婉的方式。
【接着记者问：“您认为英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
莱昂纳尔的回答很直接：“我并不要求英国爱我，我只是一直相信英国会坚持它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那就是公开的法律，而不是隐秘的裁判。但现在看来，这份承诺正在被英国重新定义。”】
俱乐部里，几个资深会员的脸色都不太好看。这不是谩骂，这是提醒。
提醒英国曾经以什么自豪——法治，程序，公开。
而现在，这些自豪被一个法国作家用来衡量英国的行为。
他们不想再看下去了，但又忍不住想知道那个法国佬还要说什么——
【记者问：“您被拒绝入境，但没有得到正式理由。您怎么看待这种处理方式？”
莱昂纳尔回答：“拒绝入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像一场没有指控、没有证据、没有法庭的判决。
甚至没有给我一句清晰的理由。海关官员只需要说‘请稍等’，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你永远不知道‘稍等’之后是什么，因为决定已经做完了，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一位头发胡子都雪白的老先生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反胃。
他不是自由派的狂热分子，他是保守党，相信秩序，相信权威。
但他也相信规则。规则意味着可预测性，意味着你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而现在，莱昂纳尔描述的场景里，规则变成了“办公室里的心情”。
今天晴朗，明天可能是暴风，全看当天值班的人怎么想。
这让他不安！而更让他不安的是接下来的采访——
【记者问：“英国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解释这件事。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莱昂纳尔的回答很平静：“在一些国家，压迫是大声的吼叫；在另一些国家，压迫是低声的威胁。
而最精致的压迫，正是这种礼貌的沉默。”】
所有看到报纸的英国精英们都感到脸颊有些发烫。
【莱昂纳尔继续说：“当他们拒绝解释，并不是在保护国家安全，而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力不被检验。
沉默就他们的盾牌，毕竟谁也无法挑战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物之阵’！”】
俱乐部的阅览室里很安静，只有翻报纸的声音，还有偶尔的咳嗽声。
一个年轻的会员忍不住低声说：“他说得……有点道理。”
没人接话，但也没人反驳。大家只是沉默着往下看。
【记者问：“英国一直以自由国家自居。这次事件是否动摇了这种形象？”
莱昂纳尔的回答更尖锐了：“英国一直希望被看作自由的避难所。
但避难所不只是在门口写着‘欢迎’，而是当关上门时，愿意说清楚为什么。”
“如果自由的标准只能用匿名的方式执行，无需对任何人解释，那它就只是一张海报，一张只会贴在殖民地办公室墙上的海报。”】
老先生忍不住骂了一声：“该死。”他的语气里不是愤怒，而是极度的耻辱感。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弥尔顿、洛克、柏克。
那些书里描述的英国，是自由的堡垒，是法治的典范。
而现在，一个法国作家告诉他：你们的自由只剩下海报了！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记者问：“您认为这件事只是针对您个人吗？”】
莱昂纳尔的回答让所有读报的英国精英后背发凉。
【“今天被拒的是一个外国作家，明天被‘劝退’的可以是一个爱尔兰演讲者、一个不合时宜的意大利记者、一个让人不快的西班牙学者。因为这套机制不靠罪名运转，它靠‘让人不舒服’运转。”
“当‘让人不舒服’成为拒绝的理由时，治理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容易到不需要法律，只需要默契；不需要罪名，只需要氛围。”】
阅览室里，一个会员猛地放下报纸。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其他人，但可以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他不是害怕莱昂纳尔，他是害怕莱昂纳尔描述的那个未来——
一个不需要正式禁令就能让异见者消失的未来；一个靠“氛围”和“默契”运转的英国。
那还是自己心目中的大英帝国吗？
但莱昂纳尔的诘问还没有完——
【记者问：“您对英国有什么建议吗？”
莱昂纳尔的回答像一把刀：“我理解帝国需要秩序，但请别把秩序叫作自由。你们对外宣讲自由，对内却用沉默管理异见——‘自由’已经变成了你们的外交辞令，而不是内心的信仰。”
也许英国并没有禁止我入境，它只是发明了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让人不需要被定罪，也能被排除出去。”】
专访到这里结束了。后面还有记者的一些评论，但没人有心思读下去。
阅览室里死一般寂静。
过了很久，老先生才开口：“他把我们最骄傲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罪名。”
他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们”，不是“政府”，是“我们”。
因为莱昂纳尔整篇专访都在用“英国”这个词，而不是“英国政府”。
他在审判整个国家，审判这个国家的传统、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
年轻的会员喃喃道：“最可怕的是，他说得对。我们没法反驳。
我们总不能说‘对，我们就是不想解释’吧？”
没人回答，因为答案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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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专访在一天之内传遍了伦敦，不是所有人都读法语，但足够多人读得懂。
俱乐部、大学、律师事务所、报社编辑部——只要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在讨论这篇文章。
退休的大法官亨利·考尔菲尔德爵士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费加罗报》，他已经读了第三遍。
他的妻子走进来，看到他凝重的表情，于是问：“怎么了？”
考尔菲尔德爵士抬起头：“这个法国人他把我们最害怕的事情说出来了。”
“什么事？”
“我们害怕自己变成自己鄙视的那种人。我们鄙视俄国，鄙视普鲁士，鄙视那些靠秘密警察维持统治的国家。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法治，有程序，会向民众公开。’”
他指着报纸：“但现在，这个法国人说，‘你们正在滑向那种统治。’只不过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沉默；
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不能公开的规则。
而且你们甚至不敢解释为什么。”
妻子在他对面坐下：“政府有政府的考虑。”
考尔菲尔德爵士摇摇头：“我知道。但权力需要被检验。不能被检验的权力，就是专断。
这可不是那个法国人说的，是威廉·布莱克斯通说的！”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英国法释义》，翻到某一页，读出声：
“‘专断的权力与英国宪法的精神相悖，正如奴隶制与自然法相悖。’”
接着他合上书：“现在，我们有了专断的权力，而且我们给它穿上了‘行政裁量’的外衣。
这更糟糕，因为我们骗了自己。”
妻子看着他：“你太认真了。只是一个作家被拒入境而已。”
考尔菲尔德爵士叹了口气：“不。如果只是一个作家，我不会这么在意。我当了三十五年法官，我相信程序。
因为程序保护弱者。现在程序被架空了，用一个礼貌的‘请稍等’。”
他站起身，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妻子问：“你要去哪里？”
考尔菲尔德爵士说：“让汉克准备好马车，我要去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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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费加罗报》专访引发的震荡还在持续时，另一条消息传来了。
这条消息最初出现在《出版业周刊》的一个小栏目里，只有短短三行字：
“据悉，亚瑟·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新作《波西米亚丑闻》，将不会在英国杂志首发。
该作品已授权法国《现代生活》杂志和美国《哈珀周刊》同时连载。英国出版日期待定。”
就这么三行字，像一记重拳，打在了英国文化界的脸上。
福尔摩斯是谁？是英国的侦探！是伦敦的象征！是近些年最成功的英国形象之一！
现在，“福尔摩斯”的新故事不在英国发表，而是在法国和美国发表。
这意味着什么？
终于有伦敦的报纸发出疑问：“所以我们不仅赶走了一个法国作家，还赶走了自己的侦探？”
（二更结束，谢谢大家，求大家一张月票。别忘了0点过后有一章月票番外哦！顺便明天请个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