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郊区山庄。
蔡锋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杨鸣没有打开看，只问了一句：“够用吗？”
“够了。”蔡锋说，“朴社长昨天晚上亲自送过来的，不是通过中间人，是他自己开车来的。”
杨鸣点了一下头。
SK的社长亲自送资料，说明崔泰源那边对这次合作的重视程度已经到了最高级，不是让秘书跑腿的级别，是让自己最信任的人亲手交接的级别。
文件袋放在茶几上没有拆封，杨鸣没有过问里面的具体内容。
他不需要知道SK给了什么，那些东西是保险，不是武器，放着就行，什么时候用、用不用，以后再说。
“可以动了。”杨鸣说。
蔡锋等的就是这句话。
“芝加哥那边我已经跟朗安对过了，”蔡锋说，“触发条件昨天解除了，律师事务所那边确认收到指令，文件会在四十八小时内通过正式的法律渠道递交。”
“梨花那边呢？”
“也准备好了。”
杨鸣看了他一眼：“小心一点，这件事一旦开始就收不回来了。”
“明白。”
蔡锋拿了文件袋出去了。
……
艾略特管理公司。
总部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公园大道330号，一栋四十层的玻璃幕墙写字楼。
在华尔街的生态链里，艾略特不是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城堡、千禧年的管理规模都比它大，但它可能是最让上市公司董事会害怕的一个名字。
创始人保罗辛格，七十九岁，哈佛法学院毕业，1977年用一百万美金起步创办了艾略特，四十多年后管理规模超过六百五十亿美金。
他的赚钱方式跟传统的基金经理不同，不是靠看对市场方向赚差价，而是靠找到大公司治理结构里的漏洞，买入股份，然后用法律、舆论和股东投票的力量逼管理层改变。
华尔街给这种人起了一个名字：激进投资者。
好听一点叫“股东权益守护者”，难听一点叫“企业猎人”。
艾略特在三星物产上的持仓是几年前建的，买入价约合每股五万七千韩币左右，持有约百分之七点一的股份。
第一毛织合并案投票的时候艾略特投了反对票，合并还是过了，国民年金公团的赞成票压过了一切。
投票之后艾略特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提起了诉讼，指控三星在合并过程中存在对三星物产股东的利益侵害，但诉讼打了一年多进展缓慢，缺少决定性的证据把“利益侵害”上升到“行贿操纵”的层面。
直到这一周。
艾略特法务部门的副总法律顾问克拉克在周二上午收到了一份来自芝加哥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正式信函。
信函用的是标准的法律文书格式，附了一份声明和若干附件，附件包括几笔资金的流水记录、一份购买合同的复印件、两处海外房产的过户文件，以及一份简短的说明。
说明里没有用任何情绪化的语言，只是陈述了几个事实：第一毛织合并案投票前的某个时间段内，三星方面通过一家韩国贸易公司，向一个名为崔顺时的韩国公民名下转移了价值约六百万英镑的海外房产和约五十万欧元的马匹购买款项。
资金流向有完整的银行凭证，受益人变更有公证文件。
说明没有指出崔顺时是谁，没有指出这些转移跟国民年金公团的投票有什么关系，这些推论留给了艾略特自己去做。
一个好的信息投递不是把结论端上去，是把食材摆在桌上让对方自己烧。
克拉克在办公室里看了这份文件两遍。
他是艾略特三星案件团队的负责人，过去一年半里他一直在各种渠道搜集三星在合并案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证据，进展不大，三星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韩国本土的信息渠道又被三星的关系网严密覆盖，从外部很难突破。
他拿到的东西大多是公开信息的二次分析，法律层面的说服力有限。
但现在这份文件不一样。
这是实打实的资金流水和过户记录，不是分析不是推测不是匿名举报，是有银行盖章的原始凭证。
金额不算天文数字，但发生的时间节点刚好在合并投票之前，受益人是一个在公开记录里找不到跟三星有任何关系的韩国公民。
这个“找不到关系”恰恰是最可疑的地方，三星如果是正常的商业支出，为什么要绕到一家外部贸易公司？
为什么受益人是一个跟三星没有公开关联的人？
为什么时间点这么巧？
克拉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在电脑上开了一份新的备忘录，标题写了两个词：三星、贿赂。
他把附件里的资金流水打印出来铺在桌上，用红笔在时间轴上画了几个圈。
如果有人想通过行贿来影响年金公团的投票，最合理的操作时间就是投票前一到两个月，太早了没有紧迫感对方不会动，太晚了钱来不及到位。
这条时间线太干净了，干净到不像是巧合。
但仅凭这些还不够立案。
资金流水能证明“钱从A到了B”，但不能直接证明“这笔钱是为了换取C的投票”。
中间缺一环，崔顺时是谁，她跟国民年金公团的投票决策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能把这一环补上，整条证据链就闭合了。
马修在备忘录上写了三个待查事项：第一，崔顺时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关系网。
第二，崔顺时与韩国政商界核心人物之间是否存在非公开的私人联系。
第三，国民年金公团在第一毛织投票前的内部决策过程是否存在外部干预的迹象。
然后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艾略特的首席法务官。
“理查德，我需要开一个新的调查文件夹。三星那边来了新东西，不是很多，但方向很有意思。我需要两个人帮我查一个叫崔顺时的韩国人，以及这个名字在韩国的政商关系网里到底在什么位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批准。”
同一天下午，艾略特内部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代号“首尔”，任务是在六十天内完成对新证据的核实和扩展调查。
如果调查结果支持“行贿操纵投票”的假设，艾略特将在现有的民事诉讼框架上追加刑事举报，并考虑向韩国检察厅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时递交材料。
第一张牌，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