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记事处写的东西，跟以前在柏林写的完全不一样了。"
韦斯特曼说，
"我不再写那些空泛的评论了。
我现在写的是工区的简报——这个月采伐了多少方木材，干燥窑的合格率提高了多少，新到的设备安装到什么进度了。
偶尔也写一些人——比如某某同志在技术改进上提出了什么新想法，效果怎么样。
这些东西很小，但很具体，却没有我以前写的那些文章'高屋建瓴'。
但我写它们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
我知道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能跟真实的东西对上的。"
他停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
"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在为真理写作。
现在我知道，我那时候只是在为我自己写作。"
施瓦布把水杯放在桌上，双手交握，沉默了很久。
"我跟你差不多。"
他终于开口，
"我来之前也觉得自己想清楚了。
我把所有财产都交出去了，承认了自己做过的所有事——但那更多是一种策略。我知道德国人做事讲程序，你配合程序，程序会给你一条路。
但那天在法庭上，我儿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需要重新学习怎么做人。"
他顿了一下。
"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对。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学什么。"
"现在呢？"
"现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
施瓦布说，
"我分在干燥窑，控制温度和阀门。
活不重，但我得每天站在那里，看表，记数，开关阀门。
这活儿很单调，但每天都有具体的结果——一批木头进去的时候是湿的，出来的时候是干的。
这个过程很慢，但它确实在发生。
我以前习惯的是快——一笔钱借出去，一个月收利息；一条船出海，两个月回来，账上多一笔数字。
但木头不会因为你着急就干得更快。它有自己的节奏。"
韦斯特曼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站起身，走到文件柜前，打开第二个抽屉，翻出一叠新的记录表，拿了几张走回来递给施瓦布。
"格子的确大了一些。"
他说，
"背面的备注栏也加宽了，方便写特殊情况。"
施瓦布接过记录表，折好放进工作服的口袋里。
"韦斯特曼。"
他站在门口，回身看了一眼，
"你说你花了三年才走到这一步。
我可能用不了三年——年纪大了，有些事想得比年轻时快。
但我也需要慢慢走。"
韦斯特曼站在办公桌后面，窗外雨已经停了，一缕迟来的日光从云缝里透进来，落在打字机的侧面。
他点了点头，嘴角有一个极淡的笑意。
"慢慢走就好。这条路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人把自己以前那些多余的东西丢在路上。"
不久之后，巴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傍晚。
弗里茨从工地上走下来的时候，天边的云正烧成一片金红色，塞纳河的水面被染得又暖又沉。
他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经过圣米歇尔桥的时候停了一下，靠在石栏杆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
烟抽到一半，他翻了一下钱包。
里面还剩三张劳动马克，面额不大，加起来不到他在柏林时一天的工资。
他在巴黎支援建设已经六个月了，按照工种的补贴标准，他的收入比在德国境内同行高出一截，是上级为了鼓励技术人员参与兄弟国家建设特意划拨的特别津贴。
可是现在，他钱包里的钱还没有在柏林当学徒时多。
弗里茨把烟掐灭在桥栏上，把烟头揣进口袋，继续往租住的公寓方向走。
公寓在第十一区，一栋老式奥斯曼建筑的六楼，没有电梯。
楼梯是旋转的，踩上去每一级都有轻微的吱呀声。
这是弗里茨花了两个月的工资租下的地方，因为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而且离玛格丽特住的地方只有两站地铁。
弗里茨还记得玛格丽特说过，她不想每次约会都还要花太多时间在路上。
推开门，房间里有一股积了一整天的热气。
斜阳从朝西的窗户照进来，在木地板上铺了一大片橘黄色的光。
靠墙的桌上堆着几个空的红酒瓶，瓶身上还贴着标签，都是波尔多的，不算最贵的，但也绝不是便宜的。
旁边散着几张包装纸——上次买丝巾留下的，蓝底白花，玛格丽特拆开的时候笑了一下，然后说，
"颜色还可以，不过如果我戴着它去参加表妹的婚礼，会不会太素了"。
那条丝巾的价钱是他一周的工资，第二天他又去买了一条深红色的。
弗里茨在桌边坐下来，把钱包搁在桌上。
他就坐在那片斜阳里面，看着那些空酒瓶发呆。
六个月前刚到巴黎的时候，他可不是这样的。
他那时候刚满二十九岁，在柏林的建筑机械厂干了七年，技术过硬，是他们厂子的工人当中第一批拿到援助任务通知的人。
来的火车上他兴奋得一夜没睡，想着能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工作一年半载，认识许多不同的同志，支援法国的建设，还有不菲的津贴，回国之后能买套新房子。
弗里茨在工地上表现得很好。
同行的人都说，弗里茨干活实在，不挑不拣，有时候需要加班也不抱怨。
可是出了工地，他就不是那个弗里茨了。
认识玛格丽特是在他来巴黎的第三周。一个周六的晚上，工地的法国同事们带他去蒙帕纳斯的一家小酒馆喝酒，说是庆祝他的到来。
酒馆不大，里间有支爵士乐队在演奏，小号手吹得有点跑调，但气氛却是十分热烈。
玛格丽特坐在吧台边，穿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头发卷得松松的，跟一个女伴在聊天。
她转过头来的时候，弗里茨觉得自己的心脏停跳了一下。
他壮着胆子请她喝了杯酒。
聊了半小时，他知道她是附近一家药店的店员，二十三岁，父母住在里昂，自己一个人在巴黎讨生活。
她说她喜欢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诗，弗里茨其实只读过一首《豹》，但他点头说他也喜欢。
她笑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弗里茨回到公寓之后把这个号码抄了三遍，分别放在钱包里、枕头底下和工装的夹层口袋里。
第一周约会，他请她吃晚餐。
一家中等价位的法餐厅，两个人吃了四十五马克。
他在心里换算了一下，觉得还行。
第二周，她提议去看戏，他在剧院门口买的票，一楼前排，六十五马克一张。
第三周，她说她生日快到了，想要一条在橱窗里看过的项链，银质的，坠子是一颗小珍珠，九十八马克。
弗里茨也买了。
那个月他的工资单上多了一行补贴——每月额外二十五马克的"跨国工作人员生活津贴"。
弗里茨在签收的时候心里想，正好够给玛格丽特买一条围巾的。
然后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鲜花从每周一束变成每周三束，红酒从普通餐酒变成有年份的，餐厅从中等价位变成她"一直想去但从来没舍得"的。
玛格丽特每一次都要新的，每一次都有理由——"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升职了"、"今天天气太好了"、"今天天气太差了"。
弗里茨一开始还会在心里算一下账，后来不算了，因为算了也无能为力。
弗里茨找玛格丽特谈过一次。那是两个月前，他发现自己到月底一分钱都没剩下，连地铁月票的钱都要找同事借。
他约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把钱包摊在桌上给她看。
"玛格丽特，我这个月确实不太宽裕。我们在花销上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
她看了他一眼，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
"弗里茨，你是不想跟我继续交往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别说这种话。"
她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弗里茨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理亏，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吗？
你们德国援助队的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是法国普通工人的两倍。
你只是不愿意为我花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