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4月，维也纳
第二天下午两点，警察来了。
不是两个，是三个。领头的那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制服，肚子很大，把扣子撑得几乎要崩开。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些的警察，手里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得像要去抓杀人犯。
“您是雅各布·科恩？”胖警察站在柜台前，居高临下地看着雅各布。
“是我。”雅各布放下手中的抹布，不慌不忙地说，“三位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
“我们不喝。”
“那就来点蛋糕？今天刚做的核桃蛋糕，新鲜。”
胖警察皱起眉头。“科恩先生，我们不是来喝茶的。”
“那您来做什么？”
“有人举报，说您这家咖啡馆是……非法组织的聚会场所。”
雅各布眨了眨眼。“非法组织？什么非法组织？”
“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胖警察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您这里接待了一些……对帝国不利的人。”
雅各布叹了口气。他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账本，放在桌上。
“这是本店开业以来的全部客人记录，”他说，“姓名、住址、消费金额，每一项都有记载。您可以随便查。”
胖警察翻开账本，扫了几眼。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不是因为账本有问题，而是因为账本太详细了。每一个客人的名字后面都跟着详细的备注：职业、住址、甚至“喝咖啡时喜欢加多少糖”。
“你记录这些做什么？”胖警察问。
“做生意嘛，”雅各布笑着说，“知道客人的习惯，才能更好地服务。”
胖警察合上账本，盯着雅各布看了几秒钟。
“你是个聪明人，科恩先生。但聪明人有时候会做蠢事。”
“您说得对，”雅各布说，“所以我尽量不做蠢事。”
胖警察转过身，对身后的两个年轻警察挥了挥手。“走吧。”
“等等，”雅各布忽然说，“您还没喝咖啡呢。”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咖啡壶，倒了三杯咖啡，又在每杯旁边放了一块核桃蛋糕。
“算我请客。”
胖警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的表情说明这杯咖啡确实不太好喝，但他还是喝完了一整杯。
“蛋糕可以打包带走，”雅各布说，“给您的孩子们尝尝。”
胖警察的脸色彻底软了下来。他接过包好的蛋糕，点了点头。
“科恩先生，我建议您继续做个老实人。”
“我一直是。”
警察走了。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你什么时候做的核桃蛋糕？”他问。
“今早五点，”雅各布说，“专门给他们做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
“因为昨天你告诉我他们在打听我，”雅各布说，“一个被警察盯上的犹太人，最好的防御不是逃跑，而是请他们吃蛋糕。”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迟早要当上维也纳市长。”
“维也纳市长？”雅各布笑了笑，“那得先改信天主教。”
同一天下午，莱奥在军事学院的剑术课上挨了一刀。
不是真刀，是训练用的钝剑。但对手的力气太大，一剑劈在莱奥的左肩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红印，痛得他差点叫出声来。
“海登莱希，你的防守太慢了！”教官大声吼道，“再来！”
莱奥咬着牙，举起钝剑，再次摆出防守姿势。
他的对手是一个叫弗朗茨·冯·普拉特的高年级学员，身高一米九，胳膊比莱奥的大腿还粗。普拉特是学院里公认的“剑术之王”，连续三年获得年度比武冠军。
“海登莱希，你是不是害怕了？”普拉特笑着说，“害怕就认输，我不会笑话你的。”
莱奥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普拉特的眼睛，等待他出手。
普拉特出手了——一个快速的下劈，目标是莱奥的头部。
莱奥没有像上次那样举剑硬挡。他侧身一闪，让普拉特的剑劈了个空，然后顺势用剑背拍了一下普拉特的后背。
“啪”的一声，清脆而响亮。
全场安静了。
普拉特愣在原地，过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他被一个一年级学员“击中”了。
教官的眼睛亮了起来。“海登莱希，这一招是谁教你的？”
“没有人教我，”莱奥说，“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的？”教官走到他面前，“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用的那一招，是匈牙利骑兵的‘侧闪反击’战术？那是骑兵在马背上用的，不是步兵在地上用的。”
“我觉得原理是一样的，”莱奥说，“躲开对手的攻击，然后从侧面反击。”
教官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你父亲是骑兵？”
“是的。”
“难怪，”教官说，“你有骑兵的脑子。”
普拉特的脸涨得通红。他举起剑，想要再来一轮，但教官挥了挥手。
“够了。普拉特，你下去。海登莱希，你今天的表现很好。”
莱奥收起剑，回到队列中。施密特悄悄竖起大拇指。
“你小子，”施密特压低声音说，“把剑术之王给耍了。”
“他不是剑术之王，”莱奥说，“他只是力气大。”
“力气大也是一种本事。”
“但不是全部。”
施密特笑了。“你说话越来越像那个咖啡馆老板了。”
莱奥愣了一下。咖啡馆老板？他想起那个瘦削的、总是面无表情的犹太人。
也许施密特说得对。他确实开始像那个人一样说话了——简单、直接、不留情面。
但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傍晚，伊洛娜坐在维也纳第八区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写信。
她母亲以为她在逛街。实际上，她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用来做一件母亲绝对不允许的事：写文章。
伊洛娜从十六岁开始偷偷写作。一开始只是日记，后来变成短篇小说，再后来变成评论文章。她写的主题只有一个：女性为什么不应该被关在家里。
她的文章从来没有发表过。她不敢投稿——不是因为怕被拒绝，而是因为怕被认出来。一个匈牙利贵族小姐，在维也纳写女权文章？这比在教堂里跳脱衣舞还要惊世骇俗。
但她还是写。
因为她必须写。不写的话，她觉得自己会憋死。
今天她写的是一篇关于“贵族婚姻”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有人说，贵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说，贵族婚姻连坟墓都不如——坟墓至少是安静的，而贵族婚姻是一辈子都在演戏。”
她写完这句话，停下来看了看，觉得有点太刻薄了。
但她没有删掉。刻薄才是真相。
门忽然被敲响了。
伊洛娜吓了一跳，赶紧把稿纸塞进枕头底下。
“谁？”
“我。”
是母亲的声音。
伊洛娜打开门。母亲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看。
“你在这里做什么？”母亲走进房间，四处打量。
“看书。”伊洛娜指了指桌上的那本小说——她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看书需要租房间吗？”
“旅馆的灯光好。”
母亲显然不相信，但她没有追问。她坐到床边，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伊洛娜坐下。
“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母亲说，“昨天跟我谈过了。”
“谈什么？”
“谈你。”
伊洛娜的心跳加快了一拍。“谈我什么？”
“他想正式追求你，”母亲说，“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追求，而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
“我才十八岁。”
“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生了你。”
“那是您。”
“你是我女儿，你应该比我更聪明。”
伊洛娜深吸一口气。“母亲，我不喜欢他。”
“喜不喜欢不重要，”母亲说，“重要的是，他能拯救拉科齐家族。”
“所以我要卖掉自己来拯救家族？”
“这不是卖！”母亲的声音提高了，“这是婚姻！所有贵族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那贵族女人就应该继续这样下去吗？”
母亲沉默了。她看着伊洛娜的眼睛，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是愤怒？是悲伤？还是绝望？
也许都是。
“伊洛娜，”母亲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我知道你不开心。但这就是我们的命。”
“命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
伊洛娜没有回答。她只是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叠稿纸，递给母亲。
“您看看这个。”
母亲接过稿纸，开始阅读。
读着读着，她的脸色从困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恐惧。
“你……你写这些东西？”
“是。”
“你知道如果被人发现，你会被送进疯人院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写？”
伊洛娜看着母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因为如果我不写，我现在就已经疯了。”
母亲的手在颤抖。她把稿纸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维也纳的暮色。天空被夕阳染成暗红色，像一道正在愈合的伤口。
“把它烧了。”母亲说。
“不。”
“烧了它，我当你没写过。”
“不。”
母亲转过身，盯着她。“你不烧，我烧。”
她拿起稿纸，走向壁炉。
伊洛娜没有动。她只是看着母亲的手，看着那叠稿纸在火焰中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您烧了它也没用，”伊洛娜说，“我能写一篇，就能写第二篇。”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中。
“您知道为什么吗？”伊洛娜站起来，走到母亲面前，“因为我不是在写文章。我是在活着。”
母亲张了张嘴，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伊洛娜的脸颊。
“你像你父亲，”母亲低声说，“固执得像一头牛。”
“我是您的女儿。”
“是的，”母亲说，“你是我的女儿。”
她转过身，走向门口。
“明天，王子请我们吃晚饭。你会去的，对吗？”
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
“我会去的。”
母亲点了点头，推门走了。
伊洛娜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壁炉里的灰烬，忽然觉得那些灰烬很美。
比任何钻石都美。
晚上十点，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托马斯·马萨里克。
捷克教授今天没有戴眼镜，穿着一件旧外套，脸色比平时更苍白。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雅各布问。
“睡不着，”马萨里克坐到角落的桌子旁，“给我一杯黑咖啡。”
“这么晚喝咖啡，更睡不着。”
“那就更好了。清醒总比做梦强。”
雅各布煮了一杯咖啡端过去。马萨里克没有喝，只是盯着杯子里黑色的液体，像是在看什么东西。
“科恩先生，”他忽然说，“你相信帝国会灭亡吗？”
雅各布愣了一下。“这不是一个教授应该问的问题。”
“教授也是人，”马萨里克说，“人就会问问题。”
“我不知道帝国会不会灭亡，”雅各布说，“我只知道，只要咖啡馆还开着，我就有饭吃。”
马萨里克笑了。“你很现实。”
“在帝国里生活，现实比理想更有用。”
“但现实不能改变任何东西，”马萨里克说，“理想可以。”
“理想也杀死了很多人。”
马萨里克沉默了几秒钟。“你说得对。但有些东西，值得用生命去换。”
“比如？”
“比如自由。”
雅各布看着马萨里克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
这个人，是真的相信他能改变世界。
雅各布不知道该佩服他还是可怜他。
“马萨里克先生，”雅各布说，“我有件事想提醒您。”
“什么事？”
“有人在找您。”
马萨里克的脸色变了。“什么人？”
“我不知道，”雅各布说，“但他愿意花两百福林买您的行踪。”
“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为什么？”
雅各布想了想。“因为您是我的客人。我的客人，我不会出卖。”
马萨里克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谢谢你，科恩先生。”
“不客气。但您要小心。在这个帝国里，愿意花钱找人的，通常不是善茬。”
马萨里克站起来，戴上帽子。
“科恩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人们独立思考吗？”
“不知道。”
“因为，”马萨里克说，“一个会思考的民族，是不会永远做奴隶的。”
他推门走了。
夜风吹进来，吹灭了桌上的一根蜡烛。
雅各布重新点燃蜡烛，看着火焰在烛芯上跳动。
“一个会思考的民族，是不会永远做奴隶的。”
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反复回荡。
他是犹太人。他的民族已经做了两千年的奴隶。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思考？
也许，他们一直在思考。
只是思考不能当饭吃。
他吹灭了蜡烛，关上了门。
窗外，维也纳的夜空没有星星。
只有一轮弯月，像一把锋利的镰刀，悬在帝国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