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后，我去看了沈敬尧。
监狱在北方某座山的深处。车开了很久，从高速转到省道，从省道转到县道，从县道转到一条没有名字的山路。十一月的山里已经很冷了，路两边的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片伸向天空的、沉默的手指。关卡过了三道，每道都要查证件、登记、打电话确认。最后一道关卡的武警战士把我的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身份证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四十一岁，眉骨深重，眼神锐利。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也是四十一岁，眉骨深重，眼神——他说不清那是什么眼神。他把身份证还给我，敬了一个礼，铁门开了。
毫无疑问，几天前的法庭上，他数罪并发。
那条新闻我看了。电视上的沈敬尧穿着橘红色的号服，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没有表情。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法庭某个空无一人的角落，像是在看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一百三十六年前在清源山寺庙里举着枪的那个沈敬尧，在落日计划中央控制区里把枪口顶在我眉心上的那个沈敬尧，在天津港码头上被北洋水兵从海里拖上甲板、蜷缩在积水里挨打的那个沈敬尧——三个人的影子在电视屏幕的光里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本应被判死刑。泄露国家机密罪，叛国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核武器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破坏数字基础设施罪——每一条都够他死一次。堰城那枚核弹，几十万条人命，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事在这个时代的法律条文里怎么算，法庭上吵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写进了判决书。
但是由于他强大的律师团队，变成了死缓，六个月不得减刑。
那支律师团队是漂亮国最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据说是他那些雇佣军花了大价钱从全球各地请来的。他们在法庭上出示了上千页的证据，请了十几个专家证人，做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法庭陈述。从“沈敬尧在签署《全球数字主权让渡协议》时已处于漂亮国政府的操控之下”到“堰城核爆的****并非沈敬尧本人安置”，从“他在落日计划中央控制区的行为是在协助龙国军方获取情报”到“他在被捕后主动交代了剩余核弹头的埋藏位置”。法官敲了法槌，法警把他带下去的时候，他的律师团队在旁听席上互相拥抱，像打赢了一场球赛。
全世界都炸了锅。漂亮国的媒体说这是“司法独立的最好证明”，欧洲的媒体说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亚洲的媒体在算六个月之后他还能用哪些理由继续减刑，非洲的媒体在问为什么一个杀了这么多人的人还能活着。龙国的网络上，有人骂律师，有人骂法官，有人骂漂亮国，有人沉默地转发堰城核爆遗址的照片。那张照片是黑白的，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行小字：“摄于堰城核爆后第三天”。转发的人没有评论，只是转发了。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一万个。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看他。
车停在山里的那个早晨，我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机已经熄了火，暖风还在吹，吹得我手背上干裂的皮肤有点发痒。我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扇灰色的铁门，看着铁门上面的铁丝网，看着铁丝网后面那栋灰色的、没有窗户的、像一块被切下来的立方体一样的建筑。我问自己这个问题，问了好几遍。也许，我自己也说不清。怀旧？我和沈敬尧之间有什么可怀旧的？军校操场上一起跑过的五公里，潜艇舱室里一起喝过的罐头汤，演习结束后一起抽过的那根烟——这些东西在清源山寺庙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那颗子弹打得粉碎了。那颗子弹穿过了慈熙的心脏，穿过了那件藏青色棉布褂子，穿过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我以为还存在、但其实早就已经不在了的东西。
仇人被抓时的幸灾乐祸？我站在那扇铁门前面，等着武警战士做最后一道登记手续的时候，试着在脑子里想象沈敬尧穿着橘红色号服、剃着光头、戴着手铐的样子。我想象出来了。但那个画面没有让我高兴，也没有让我不高兴。它就那么在那里，像一个被从相册里抽出来的、背面写着日期但你已经不认识照片上任何一个人的、褪了色的旧照片。
可能都不是。
会见室的玻璃很厚。不是普通的那种厚，是那种——你知道的——监狱会见室里专用的、中间夹了一层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让你看得见对面的人但碰不到他、让他看得见你但碰不到你的玻璃。玻璃擦得很干净，干净得像是没有一样。但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你和对面那个人之间，隔着的东西，比玻璃多得多。
他坐在玻璃的那一边。橘红色的号服，袖子有点长，挽了一道。头发剪得很短，短到能看见头皮上几道浅色的、细长的疤痕——不知道是年轻时留下的，还是那一百三十六年里留下的。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下巴的线条比在落日计划平台上见他的时候更尖了。但他坐得很直。不是军人的那种直，是那种——被关久了的人，在每一个能被看到的地方，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种直。
他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在玻璃后面眨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那种空无一物的、什么都不看的、什么都不想让你看到的平静。他的嘴唇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太小了，小到我不知道那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还是只是嘴唇干了。
他拿起电话。不是那种急切的、迫不及待的、像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的拿法。是那种——慢慢地、慢慢地、像是把手伸向一个他知道自己应该去拿、但他不知道拿起来之后要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的东西。
我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听筒里很安静，没有电流声，没有杂音，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穿越传送门之前的那一刻，像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他开枪之前的那一秒，像在天津港的码头上致远号那面龙旗在晨雾中微微飘动时的无声无息。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一分钟。我们就那么隔着玻璃，隔着那层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看着对方。他的眼睛在玻璃后面是深褐色的，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一百三十六年前在军校的操场上，那双眼睛是热的，年轻的，笑起来的时候会眯成两条缝。在“龙鲸”号的舱室里，那双眼睛是亮的，专注的，盯着仪表盘的时候会微微眯起来。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那双眼睛是疯的，冷的，像两口被冻住了的、什么都照不进去的井。现在，那双眼睛是空的。不是那种空洞的、失焦的、什么都看不见的空。是那种——被装满了之后又被倒空了之后、被倒空了之后又被装满了之后、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之后，终于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想剩了、什么都不需要剩了的空。
两分钟。他的目光没有从我脸上移开，也没有聚焦在我脸上。他就那么看着我的方向，看着玻璃后面这个四十一岁的、眉骨深重的、穿着一件深色夹克的、他曾经认识但现在可能已经不认识了的人。他的嘴唇又动了一下，这次我看清了——不是笑，不是要说什么，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像一个人在极度安静的环境里待久了之后，嘴唇会自己动的那种动。
三分钟。我们两个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曾经形影不离的战友，如今却——他说不清，我也说不清。军校的上下铺，他睡上铺我睡下铺，他半夜从上铺探下头来问我明天早饭吃什么。潜艇的舱室里，他坐在这头我坐在那头，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脚下是反应堆舱传来的低沉的嗡鸣声。演习结束后的海边，他递给我一根烟，我说我不抽，他说那你看着我抽，然后他真的就站在那里，当着我的面，把那根烟抽完了。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事情，和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事情，在玻璃的两边，隔着那层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平行的、但并排着往前流的河。
说来也好笑。也可悲。
探望时间到了。电子提示音从会见室的某个角落传来，短促的两声，不刺耳，但在安静的房间里像两颗石子投进了深潭。他拿着电话的手没有动，我拿着电话的手也没有动。我们就那么僵在那里，僵了大约三秒钟，也许五秒钟，也许更久。
他把电话挂上了。动作很慢，慢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他站在清源山寺庙的大殿里，把枪口从我的眉心上移开时一样慢。他把话筒放回话机上，手指在话机上停留了一瞬，然后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了，移到了桌面上，移到了自己放在桌面上的那双手上。那双手很瘦，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手腕上有一道被手铐磨出来的、浅红色的、还没有完全愈合的疤痕。
他站起来。两个狱警从会客室侧面的门走进来，一左一右，站在他身后。他转过身的时候，步子顿了一下。不是犹豫，不是想回头，是——那种在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时，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微小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停顿。
他被带走了。手铐在他手腕上反射着会见室顶灯的白光，一闪一闪的，随着他的步伐有节奏地晃动着。他的背影在走廊的尽头拐了个弯，消失了。橘红色的号服在灰色的墙壁前面像一团被风吹灭了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火。
我坐在会见室的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那个刚才按了提示音的狱警从门口探进头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又把头缩了回去。久到玻璃那面的椅子上已经空了很久，但我的目光还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那面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上。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山里的风比来时更冷了。十一月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上，落在那条没有名字的山路上，落在我那辆还停在大门旁边、发动机已经完全凉透了的车上。
我站在车门前，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灰色的铁门。铁门关着，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牌子，没有编号，没有任何标识。你不知道这里面关着谁，你不知道这里面关着的人做过什么，你不知道这里面关着的人曾经是龙国海军最年轻的少将，曾经在清源山寺庙里开过一枪，曾经在落日计划的中央控制区里把枪口顶在另一个人额头上，曾经被一艘从甲午海战穿越而来的铁甲舰从太平洋的海水里捞起来，曾经在这扇铁门后面的某间小屋子里，穿着橘红色的号服，把头发剪得很短，把手放在膝盖上，坐在一把固定的、不能移动的椅子上，看着对面那面干净的、透明的、夹着金属网的、防弹的、隔音的玻璃，等一个人来。
我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引擎发动的时候，暖风还没有热起来，从出风口吹出来的第一阵风是冷的，吹在我的手背上，和山里的风一样冷。我握住了方向盘，没有挂挡，就那么坐着，听着引擎的声音从冷到热，从急促到平稳，从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变成另一种。
车子缓缓驶出了山路。后视镜里，那扇灰色的铁门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被一个弯道吞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两边的树，光秃秃的，在十一月的天空下，像一片伸向天空的、沉默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