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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车子在高速上飞驰。

    窗外的风景从郊区的树木变成了开阔的平原,又从平原变成了一片一片的盐田和滩涂。深秋的阳光照在盐田上,水面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面一面被打碎的镜子。远处的地平线上,天津港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巨大的龙门吊像一排沉默的巨人,集装箱码得整整齐齐,颜色各异,像孩子玩的积木。

    赵远航的手一直在那个木箱上敲着。不是紧张的敲,是一种心不在焉的、下意识的敲,像是他的手指需要做点什么,不然就会闲得发慌。

    他敲了一会儿,停下来,低头看了看箱子,又看了看我。

    “烟?”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东西,“你不是从来不抽吗?”

    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

    “从来不抽。”

    “那林岳峰送你这箱烟,算是白瞎了。”

    “也许不是给我抽的。”我说,“也许是给我路上送人的。漂亮国军官,见面递根烟,套个近乎,这种事你不懂?”

    赵远航推了推鼻梁——那里什么都没有,但他的手指还是精准地落在了鼻梁上。“我不懂。我又不是艇长,我就是个工程师。工程师不需要套近乎,工程师只需要把活干好。”

    “所以你当了七十年工程师。”

    “所以我当了七十年工程师。”

    车子驶过一片盐田的时候,赵远航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像是在回忆什么。

    “甲午海战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喝咖啡吗?潜艇上有咖啡机,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煮咖啡。有一次轮机舱出了故障,全艇进入战备状态,你端着咖啡杯在指挥舱站了四个小时,杯子里的咖啡早就凉了,你一口都没喝,但你就是端着。”

    我看着窗外的盐田,没有说话。

    “后来咖啡豆用完了,你让炊事班把剩下的咖啡渣又煮了一遍,煮出来的水跟刷锅水一样,你还是喝。你说不喝不行,不喝脑子转不动。赵远航顿了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后来咖啡渣都没了,你就开始喝茶。喝了一口就吐了,说茶太淡,提不了神。然后你就再也不喝任何提神的东西了,硬扛着。扛了三天三夜,眼睛红得像兔子,但就是不打瞌睡。”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问。

    “因为那三天三夜我也没睡。你站着,我坐着。你盯着潜望镜,我盯着反应堆面板。你喝刷锅水,我喝——”

    “你喝什么?”

    “我喝水。”他说,“白开水。喝了三天三夜,跑了一百趟厕所。”

    我笑了。赵远航也笑了。

    那笑声在车厢里回荡,不大,但很真切。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车速又提了一些。

    车子驶上了通往港口的最后一段高速。路牌上写着“天津港 5km”,白色的字体在蓝色的底板上格外醒目。海风从车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越来越浓的咸腥味。

    “赵远航。”

    “嗯。”

    “你说沈敬尧现在在干什么?”

    赵远航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他的手指在木箱上停了一下,然后又开始敲了起来,但节奏变了,比刚才快了一些。

    “不知道。”他说,“我们的情报说他在漂亮国被开除之后就消失了。没有公开露面,没有社交媒体痕迹,没有任何可以被追踪的数字信号。他的五千雇佣兵也消失了,像蒸发了一样。”

    “但他一定在盯着落日计划。”

    “当然。他一定在盯着。”赵远航的手指越敲越快,“谁控制了落日计划,谁就主宰全球。这句话不是林岳峰说的,是沈敬尧自己说的。他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就说过——在他叛变之前,在我们还在一起服役的时候。有一次演习结束,我们俩在潜艇的舱室里喝酒,他喝多了,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我记了一百多年。”

    “什么话?”

    “他说,‘陈海生,你说人类为什么打仗?不是为了土地,不是为了资源,是为了能源。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全人类的命脉。将来有一天,会有人在地球上打一个洞,从地核里取能量。到那时候,谁掌握了那个洞的开关,谁就是全人类的主宰。’”

    赵远航的手指停了。

    “我当时以为他在说醉话。一百多年后,他的话变成了现实。而他——不管他是这个时代的沈敬尧,还是那个从一百多年前穿越回来的沈敬尧——他一定在盯着那个洞。”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车子驶下了高速,进入了天津港的外围道路。路两边开始出现仓库、堆场和货运卡车。一辆辆集装箱卡车从我们旁边驶过,车身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泽,车轮碾过路面,发出沉闷的轰鸣。

    “他最近没有消息。”我说,“情报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真不知道他在憋什么药。”

    赵远航没有接话。他只是把手放在木箱上,手指不再敲了,只是安静地放着。

    天津港的客运码头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巨大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候船厅里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旅客、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举着小旗的导游,嘈杂而有序。

    我们没有走普通通道。车子直接开进了码头管制区,经过两道岗哨,在一座独立的登船口前停下。一个穿着海事制服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了,他看到我们的车,快步迎了上来。

    “陈中校?卡特少校?”

    赵远航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卡特少校”是他。“是。”

    “海上飞艇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登船。龙国技术观察团的其他成员已经在艇上,你们的舱位在二层,单人舱。”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走过长长的廊桥,登上了那艘海上飞艇。

    它停泊在码头上,通体银白色,流线型的船体像一条浮在水面上的鲸鱼。它的尺寸比我预想的小一些——大约六七十米长,但设计得非常精致。船体两侧有巨大的进气道,尾部是四个矢量推进喷口,看起来像是飞机和船的混合体。

    “最高速度一百二十节。”工作人员边走边介绍,“从天津港到目标海域,大约需要十九个小时。艇上有餐厅、休息区和通信室,如果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按舱室内的呼叫按钮。”

    一百二十节。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是“龙鲸”号水下最大航速的三倍多。科技的发展速度,有时候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有时候又比你想象的要慢得多。一百四十一年前,“龙鲸”号的核反应堆功率是一百九十兆瓦,能带着一艘一万两千吨的潜艇在水下待三个月不用上浮。今天,一艘海上飞艇的速度是“龙鲸”号的三倍,但它的任务时间只有十九个小时,它的航程只有几千海里,它的外壳经不起深海的压强,它的动力系统离开了海面就什么都不是。

    “龙鲸”号也在不断地更新。我在海军档案馆里看过资料——091型之后是093型,093型之后是095型,095型之后是097型。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安静、更深潜、更强大。但“龙鲸”号这个名字,只属于那艘船。那艘从2089年的海底穿越到1894年的黄海、用鱼雷击沉了四艘日本军舰、用撞角撞碎了日军舰队、带着一个老太后和一个叛徒的记忆穿越回来的船。

    我们走进飞艇的舱内。内部的设施确实比我想象的先进得多——触控面板、全息显示屏、智能调光舷窗,甚至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被精确控制过的清香。通道两侧的舱门是感应式的,手一靠近就无声地滑开,露出里面简洁而舒适的舱室。

    赵远航走在我前面,他的手在通道的墙壁上摸了一下,又收回来。

    “确实比‘龙鲸’号先进不少。”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有一种很薄的东西,像冰层下的水。

    “嗯。”

    “‘龙鲸’号也有不断在更新。091型之后有093,093之后有095,095之后有097。但——”

    他没有说下去。我们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飞艇在九点整准时驶出了天津港。

    起初的速度很慢,慢得像一艘普通的渡轮在港口航道里小心翼翼地航行。透过舷窗,可以看到港口巨大的设施缓缓地向后退去——集装箱堆场、龙门吊、防波堤、灯塔。海水从浑浊的灰黄色变成清澈的深蓝色,海面上开始出现波浪,白色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着碎金般的光。

    然后,飞艇加速了。

    那种加速不是汽车或者飞机那种突然的、推背感十足的加速,而是一种更平滑的、更均匀的、像被一只巨大的手轻轻托住往前推的加速。舷窗外的海面开始飞速地向后退,白色的浪花变成了一道道模糊的线条,远处的海平线开始微微弯曲。

    八十节。一百节。一百二十节。

    飞艇像一颗贴着海面飞行的子弹,银白色的船体在阳光下划出一道耀眼的光弧。海水被船底的气垫托起,飞艇实际上是在海面上几米的高度飞行,只有尾部的小部分船体接触水面。那种感觉不像是在航行,更像是在——贴海飞行。

    我站在舷窗前,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大海。深蓝色的海水在高速下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蓝灰色,浪花的白色变成了一道道细碎的、转瞬即逝的线条。远处的海平线在微微晃动,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热浪在蒸腾。

    我看着那些先进的设备——触控面板上跳动的数据,全息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的海图,智能舷窗自动调节的透光度。一个技术人员坐在飞艇前部的控制台前,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监控着飞艇的各项参数。一切都很安静,很平稳,很精确。

    科技的发展速度,有时候快得让人眩晕。

    一百四十一年前,我站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看着那些机械式的仪表盘、旋钮和扳手。那时候的“龙鲸”号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之一——它的核反应堆能驱动一艘一万两千吨的潜艇在水下以三十五节的速度航行,它的鱼雷能在一百公里外精确命中目标,它的声纳能听到几百海里外一艘渔船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但它的操控台是机械式的。旋钮要用手拧,阀门要用手扳,舵轮要用手掌推。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力气,需要手感,需要肌肉记忆。你拧了十年阀门,你的掌心就会有老茧。你扳了十年开关,你的手指就会记住每一个开关的位置、行程和阻力。

    而现在,一切都在屏幕上。用手指轻轻一点,数据就跳出来了。再用手指轻轻一划,指令就发出去了。没有旋钮,没有阀门,没有需要用手掌推的舵轮。一切都是安静的、平滑的、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的。

    比我那会儿先进不少。比我那会儿——我在心里把这几个字咀嚼了一遍,觉得有点好笑。我那会儿。一个四十一岁的人,站在一艘比他年轻一百多年的飞艇上,心里想的是“我那会儿”。

    飞艇的速度稳定在一百二十节。舷窗外的大海已经变成了一片纯粹的、无边无际的深蓝,没有岛屿,没有船只,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只有海,只有天,只有那条看不见的、通往太平洋中心的路。

    我低下头,看着脚边那个木箱。

    林岳峰派人抬上来的那个木箱,此刻安安静静地躺在舱室的地板上。深褐色的木板,边角包着铜皮,箱盖上的铜扣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

    我蹲下来,打开箱盖。

    烟还在。码得整整齐齐的,中华、熊猫,还有那些白色硬盒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烟。烟下面,那两瓶茅台的瓶盖若隐若现。我伸手摸了摸那些烟盒,手感很好,硬挺的纸盒,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塑料膜,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我拿起一盒中华,在手里转了一下。红色的包装,金色的字体,天安门的图案。一盒好烟。在这个时代,这种烟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一天的工资。在林岳峰的那个时代——不,在我们的那个时代,这种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我不抽烟。从来没有抽过。在“龙鲸”号上服役的那些年,艇上有明文规定——舱内禁止吸烟。潜艇内部的空间是封闭的,空气是循环利用的,一根烟产生的烟雾和焦油会在通风系统里滞留很久,影响空气质量,也影响设备。所以没有人抽烟。二十年,没有一个人在“龙鲸”号的舱内抽过一根烟。

    赵远航说得对。甲午海战的时候,我喝的是咖啡,不是烟。咖啡苦,但苦能提神。烟不一样,烟是另一种东西。烟是你在不需要提神的时候,在你想放松、想发呆、想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才会点上的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

    手指在烟盒上停了几秒钟。然后我把那盒烟放回了箱子里,重新码好,盖上了箱盖。

    赵远航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做完这一切。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的目光很平静,平静得像在看一个他早就知道答案的实验。

    “不抽?”他问。

    “不抽。”

    “留着?”

    “留着。回来再抽。”

    赵远航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回来再抽。你又不抽烟,回来也不会抽。”

    “那就送人。”

    “送谁?”

    “不知道。”我靠在椅背上,看着舷窗外那片深蓝色的大海,“也许送给沈敬尧。如果他还在的话。”

    赵远航没有接话。

    飞艇继续向前飞驰。舷窗外的大海在阳光下闪着碎金般的光,远处的海平线是一条笔直的、锋利的分界线,上面是蓝色的天空,下面是蓝色的大海,中间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没有沈敬尧的雇佣兵舰队,没有漂亮国第七舰队的航母,没有落日计划钻探平台的影子。只有海,只有天,只有一艘银白色的飞艇,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中,像一枚被射出去的、没有回头路的子弹。

    赵远航的手指又开始在椅子的扶手上敲了起来。那个节奏很慢,很稳,像心跳,像潜艇发动机的低沉嗡鸣,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黄海深处、在二百一十米的深度、在传送门开启之前的那一刻,海水拍打艇壳的声音。

    “陈海生。”

    “嗯。”

    “你说沈敬尧现在在干什么?”

    我沉默了很久。

    “也许他就在落日计划的岛上。”我说,“也许他正坐在某间控制室里,看着监控屏幕,等着我们。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会来。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什么都知道。”

    赵远航的手指停了。

    “你怕吗?”他问。

    “不怕。”我说,“就是觉得——很奇怪。一百三十六年前,我们在清源山上面对面,他手里有枪,我手里什么都没有。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要面对面了。这一次,我手里有烟,他手里有什么,我不知道。”

    赵远航看着我,看了几秒钟。

    然后他的手又开始敲了起来。那个节奏没有变,还是那么慢,那么稳。

    “你会送他烟吗?”他问。

    “也许会。也许不会。”

    “为什么?”

    我看着舷窗外那片深蓝色的大海。远处的海平线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晃动——也许是船,也许是岛,也许只是阳光在水面上的折射。

    “因为我不知道他还是不是沈敬尧。”我说,“如果他是那个人——那个在清源山寺庙里开枪的人——我不会送他烟。我会——”

    我没有说下去。

    赵远航也没有追问。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敲着。

    飞艇继续向前飞驰。

    离落日计划的岛,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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