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二年六月，贝鲁特。
梅站在旅馆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烟雾。那是西区的方向，以色列人的炮弹正在那里落下，一声接一声，像夏天的闷雷。
六天了。围城六天了。
她从巴黎飞过来的时候，以为还能像以前那样，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每天出去拍照。但现在她发现，这座城里没有安全的地方。到处是炮火，到处是死亡，到处是那些无处可逃的人。
“梅！”
身后传来詹姆斯的声音。她回过头，看见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台老旧的莱卡——他的那台，不是她这台。
“该出发了，”他说，“今天西区那边可能有动静。”
梅点点头，背起相机包，跟着他下楼。
旅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阿拉伯人，看见他们，摇了摇头。
“今天还要出去？以色列人的炮弹不长眼睛。”
詹姆斯笑了笑：“炮弹不长眼睛，我们的相机长眼睛。”
老板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他们走进街道，往西区走去。街上几乎没有人，只有几只野狗在废墟里翻找东西。偶尔有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过，溅起一路尘土。
走了半个小时，他们到达了西区的边缘。这里离前线已经很近了，枪声和炮声就在耳边。他们躲在一堵断墙后面，用长焦镜头拍那些正在交战的士兵。
梅的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像心跳。
“你看那边，”詹姆斯突然指着远处。
梅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一群人正从一栋被炸毁的楼房里跑出来。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他们抱着头，弯着腰，拼命地跑，像一群受惊的羊。
“难民，”詹姆斯说，“他们在逃。”
梅举起相机，对准那群人，按下快门。
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人群中间。
二
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梅的相机差点从手里掉下去。她趴在地上，用手护着头，感觉泥土和碎石像雨一样落在身上。
不知过了多久，爆炸停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见刚才那群人跑过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血泊。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有的还在动，有的已经不动了。有人在哭喊，有人在呻吟，有人在血泊里爬行。
梅站起来，双腿发软，但她还是举起相机，开始拍。
她拍那些死了的人，拍那些还活着的人，拍那个抱着孩子尸体哭喊的母亲，拍那个断了一条腿还在往前爬的男人。她的快门一直在响，咔嚓咔嚓，像在数那些死去的人。
詹姆斯也站在旁边拍。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快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像钟声。
拍完了，梅放下相机，看着那片血泊。
她想起林卫国说过的话：“只要还有人记得，死人就不会消失。”
她会记得的。
她拍下来了。
三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旅馆，把胶卷冲洗出来。
梅看着那些照片，手一直在抖。那些死去的人的脸，那些流血的伤口，那些绝望的眼睛。一张一张，像一把把刀，刺进她的心里。
“梅，”詹姆斯在旁边说，“你看这张。”
他把一张照片递给她。那是她拍的，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母亲的脸对着镜头，眼睛里全是空。那种空，梅见过。在岘港的孤儿院里，在她自己的脸上。
“这张拍得很好，”詹姆斯说，“好到让人看了睡不着觉。”
梅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那张照片单独放好，和那些重要的放在一起。
窗外，炮声还在响。
贝鲁特的夜晚，没有尽头。
四
六月十五日，梅在难民营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天她跟着一群难民走进一个临时搭建的营地，想拍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营地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帐篷，到处都是孩子，到处都是那种劫后余生的麻木。
她正拍着，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蹲在一顶帐篷前面，手里拿着一台相机。那台相机很旧了，看起来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但那个年轻人拍得很专注，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一样。
梅走过去，用英语问：“你是记者？”
那个年轻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大概二十出头，皮肤很黑，眼睛很亮。
“不是，”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回答，“我是难民。但我喜欢拍照。”
梅看着他手里的那台破相机，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你拍什么？”
年轻人想了想，说：“拍人。拍那些和我一样的人。我想让他们记住，我们存在过。”
梅愣住了。
这句话，她听过。从林卫国那里，从詹姆斯那里，从那些她采访过的记者那里。
“你叫什么？”她问。
“卡里姆，”年轻人说，“卡里姆·哈桑。”
五
那天下午，梅和卡里姆聊了很久。
他告诉她，他来自一个叫萨布拉的难民营，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一九四八年被赶出家园，逃到黎巴嫩。他的母亲是黎巴嫩人，在难民营里认识了他父亲，生下了他。
“你父亲现在在哪？”梅问。
卡里姆沉默了一会儿，说：“死了。一九七六年，难民营被袭击的时候。他让我跑，他自己没跑出来。”
梅没有说话。
“你母亲呢？”
“也死了。后来，生病死的。难民营里没有药。”
梅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但他还活着，还在拍照，还在让人记住。
“你的相机哪来的？”
卡里姆低下头，看着那台破旧的相机：“捡的。从废墟里捡的。不知道是谁的，但我能用。”
梅想了想，从包里拿出那台莱卡——林卫国留给她的那台。
“你拿着。”
卡里姆愣住了：“什么？”
“这台相机，”梅说，“是我一个朋友留给我的。他叫林卫国，是个中国记者。他用这台相机拍了一辈子，现在该有人接着用了。”
她把相机递给卡里姆。
卡里姆接过来，手在发抖。相机很重，沉甸甸的，像装着一个人的命。
“我……我不会用这么好的。”
“你会学会的，”梅说，“你会拍得很好。”
六
接下来的几天，梅教卡里姆拍照。
她教他怎么对焦，怎么构图，怎么在危险的地方保护自己和相机。卡里姆学得很快，像天生就会一样。他用那台莱卡拍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拍那些等在救济站门口的妇女，拍那些被炸毁的房子。
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拍照，路过一片废墟。卡里姆突然停下来，指着前面说：“那边，我父亲死的地方。”
梅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一片残垣断壁，和周围的废墟没什么两样。
“你想去看看吗？”她问。
卡里姆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他们走过去，站在那片废墟中间。卡里姆蹲下来，用手摸着那些碎砖，像是在摸一个人的脸。
梅站在旁边，没有打扰他。
过了很久，卡里姆站起来，举起相机，对着那片废墟，按下了快门。
咔嚓。
那个声音很轻，像心跳。
“我拍下来了，”他说，“他存在过的地方。”
七
一九八二年九月，贝鲁特西区。
以色列人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两个月，每天轰炸，每天死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还在城里，和以色列人对峙。所有人都知道，结局快来了。
九月十四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死。
九月十五日，以色列军队进入西区。
九月十六日，梅和詹姆斯正在难民营里拍照，突然听见一阵密集的枪声。
“什么声音？”梅问。
詹姆斯的脸色变了：“那不是打仗的枪声。那是……”
他没有说完，但梅已经明白了。
那是屠杀的声音。
八
接下来的三天，是梅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三天。
以色列人包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让黎巴嫩长枪党的民兵进去“清理”。那些民兵像疯了一样，见人就杀。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个都不放过。街上到处是尸体，到处是血，到处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跑就被打死的人。
梅和詹姆斯躲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听着上面的枪声和惨叫声，一动也不敢动。第三天，枪声终于停了。他们慢慢爬出来，看见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景象。
难民营变成了屠宰场。尸体堆成小山，血把街道染成了黑色。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割了喉咙，有的被捅成了蜂窝。一个女人趴在地上，怀里还抱着孩子，两个人身上全是弹孔。
梅站在那里，双腿发软，但她还是举起相机，开始拍。
她拍那些尸体，拍那些幸存者，拍那些在废墟里找亲人的老人。她的快门一直在响，咔嚓咔嚓，像在数那些死去的人。
詹姆斯也在拍。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快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像钟声。
九
他们拍着拍着，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废墟里跑出来。
是卡里姆。
他浑身是血，眼睛里全是恐惧。他跑到梅面前，抓住她的胳膊，用发抖的声音说：“他们……他们杀了我的人。全都杀了。我的帐篷，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全没了。”
梅抱住他，紧紧地抱住。
“你活着，”她说，“你还活着。这就够了。”
卡里姆在她怀里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很久，他推开梅，举起那台莱卡相机，对着那片废墟，按下快门。
咔嚓。
“我拍下来，”他说，“他们存在过的地方。”
十
九月十九日，以色列人撤出难民营。
梅和詹姆斯继续拍那些尸体，那些幸存者，那些正在被挖出来的死人。他们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胶卷全部用完。
那天晚上，他们在旅馆里冲洗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全是死的脸。有的睁着眼睛，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眼睛已经没有了。
梅看着那些照片，突然想起林卫国说过的话：
“麻木比悲伤更可怕。悲伤说明他还在乎，麻木说明他已经不在乎了。”
她在乎吗？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她要让这些照片让全世界看见。
十一
十月初，梅和詹姆斯把照片寄了出去。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世界报》——他们寄给所有能寄的地方。一个月后，照片发表了。全世界都看见了贝鲁特难民营里发生的事情。
有人骂以色列，有人骂黎巴嫩长枪党，有人骂那些杀人的人。但也有很多人说，那些照片太血腥了，不该发表。
梅不管那些。她只是继续拍，继续记。
卡里姆也继续拍。他用那台莱卡拍那些幸存者，拍那些重建的帐篷，拍那些在废墟里种花的老人。他的照片越来越好，好到让梅看了都惊讶。
有一天，卡里姆问她：“梅姐，我能当记者吗？”
梅看着他，笑了。
“你已经是个记者了，”她说，“从你第一次拿起相机的时候就是了。”
十二
一九八三年，梅去了阿尔及利亚。
那一年，那里也在打仗。她在那里待了半年，拍了很多照片，寄回巴黎。她的照片越来越多，她的名字越来越被人知道。但她一直没有忘记贝鲁特，没有忘记卡里姆，没有忘记那些死去的人。
一九八四年，她回到巴黎，收到一封从贝鲁特寄来的信。
信是卡里姆写的，很短：
“梅姐：
我当上记者了。有一家阿拉伯报纸愿意用我的照片。我用你给我的那台莱卡拍的。
我会一直拍下去。像你一样，像林卫国一样。
谢谢你。
卡里姆”
梅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那个装满记忆的箱子里。
那个箱子，越来越满了。
十三
一九八五年，詹姆斯去了阿富汗。
那一年，苏联人还在那里打仗。他去了一年，拍了很多照片，也差点死在那里。一枚炮弹落在他旁边，炸断了他两根肋骨，但相机没事。
一九八六年，他回到纽约，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
梅去看他。她带了一束花，还有那两个布娃娃——林卫国的和她自己的。
“你差点死了。”她说。
詹姆斯笑了：“差点。但还没死。”
他看着那两个布娃娃，问：“怎么带它们来了？”
梅说：“它们替我看着你。像林卫国说的那样。”
詹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我爷爷威廉说过一句话：见证者的命，不是自己的，是那些死去的人的。我不能死，还有太多人需要我记住。”
十四
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
卡里姆在耶路撒冷拍照。他拍那些扔石头的孩子，拍那些被以色列士兵打死的年轻人，拍那些在葬礼上哭喊的母亲。他的照片越来越有名，开始在西方报纸上发表。
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老城的街上遇到一个美国记者。那人叫罗伯特·菲斯克，四十多岁，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他看见卡里姆手里的莱卡相机，眼睛亮了一下。
“好相机，”他说，“莱卡。我有一台一样的。”
卡里姆笑了：“是一个越南姐姐给我的。她叫阮氏梅。”
菲斯克愣住了：“你认识梅？”
卡里姆点点头。
菲斯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她是个好记者。我见过她的照片，贝鲁特难民营那些。拍得很好。”
十五
一九八八年，两伊战争结束。
梅没有去那里。她留在巴黎，整理这些年拍的照片。她发现，她已经拍了十年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从柬埔寨到黎巴嫩，从非洲到中东。十年，无数照片，无数死去的人。
她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选。她想出一本摄影集，让更多人看见。
书名她想好了，就叫《被遗忘的脸》。
那些脸，都是那些没人记得的人。
十六
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梅收到卡里姆从巴格达寄来的信：
“梅姐：
萨达姆疯了，他要吞并科威特。美国人要打过来了。整个中东都会变成战场。
我会留在这里，拍这一切。
如果我死了，请你记住我。
卡里姆”
梅读完信，手在发抖。
她想起贝鲁特，想起那些死去的人，想起卡里姆年轻的脸。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巴黎的街道，阳光很好，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聊天。
但她的心已经飞到中东去了。
她打开箱子，拿出那台莱卡——林卫国留给她的那台。她把它挂在胸前，然后拿起电话，订了一张去巴格达的机票。
十七
一九九一年一月，海湾战争爆发。
梅到达巴格达的时候，正好是战争开始的前一天。卡里姆在机场等她，看见她，愣住了。
“梅姐？你怎么来了？”
梅笑了：“来拍照。像你一样。”
卡里姆看着她，眼眶湿了。
他们走出机场，坐上出租车，往市区开去。一路上，他们看见到处都是士兵，到处都是沙袋，到处都是那种战争即将来临的紧张。
“明天就开始了，”卡里姆说，“美国人要轰炸。”
梅点点头。
“怕吗？”她问。
卡里姆想了想，说：“怕。但怕也要拍。”
梅笑了。这句话，她听过。从林卫国那里，从詹姆斯那里，从卡帕那里。
“对，”她说，“怕也要拍。”
十八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轰炸开始。
梅和卡里姆躲在一家旅馆的地下室里，听着外面传来的爆炸声。那声音太大了，像天塌下来一样。大地在颤抖，墙壁在摇晃，头顶上的灯一明一灭，像随时会碎掉。
轰炸持续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他们爬出来，看见整个巴格达都变了。街上到处是废墟，到处是浓烟，到处是那些来不及跑就被炸死的人。
梅举起相机，开始拍。卡里姆也举起相机，开始拍。两个人的快门咔嚓咔嚓地响，像心跳，像钟声，像那些死去的人最后的叹息。
他们拍了一天，两天，三天。他们拍那些被炸毁的房子，拍那些在废墟里找亲人的老人，拍那些抱着孩子哭喊的母亲。他们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胶卷全部用完。
一天晚上，他们躲在一个地下室里整理胶卷。梅突然问卡里姆：“你拍了这么多年，觉得最难拍的是什么？”
卡里姆想了想，说：“眼睛。活人的眼睛，死人的眼睛。都一样难拍。活人的眼睛里，有怕，有恨，有绝望。死人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那种空，最难拍。”
梅没有说话。她想起林卫国，想起那些她见过的人，想起那些她拍过的脸。
她突然明白了。
他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拍那些眼睛。活人的，死人的。怕的，恨的，绝望的，空的。
他们拍下来，让人看见。
让人记住。
十九
一九九一年二月，战争结束。
梅和卡里姆走出地下室，看见巴格达的天空。太阳出来了，很亮，很刺眼。街上有人在清理废墟，有人在找亲人，有人在那些被炸死的尸体旁边哭。
梅站在街角，看着这一切。
她突然想起一九八一年，泰国边境的那个早晨。林卫国躺在床上，很安详，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他的旁边，放着两个布娃娃。
她摸了摸怀里的那个布娃娃。它已经很旧很旧了，眼睛掉了一颗，棉花露在外面。但它还在。
卡里姆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梅姐，”他说，“你以后还会来吗？”
梅想了想，说：“会。只要还有战争，我就会来。”
卡里姆点点头。
“我也会，”他说，“一直拍到拍不动的那一天。”
二十
一九九一年三月，梅回到巴黎。
她把在海湾战争期间拍的照片冲洗出来，一张一张地看。几百张照片，每一张都是一座墓碑。她把它们收进那个箱子里，和那些旧的照片放在一起。
那个箱子，已经快装不下了。
一百二十一年了。
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九一年。
从巴黎到巴格达。
六代人了。
她坐在箱子旁边，看着那些发黄的笔记本和照片。林墨卿的，林慕青的，林晚的，林卫国的，还有她自己的。每一个人的命，都在这里面。
她把那两个布娃娃拿出来，并排放在箱子上。
“太爷爷，”她轻声说，“你看见了吗？我还在记。”
窗外，巴黎的天空灰蒙蒙的。
但她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那团火，还会传下去。
传给卡里姆。
传给下一个愿意用命换真相的人。
【第十三章完】
附：本章融入的真实记者故事
真实记者融入方式
罗伯特·菲斯克（英国，中东问题专家）在耶路撒冷与卡里姆相遇
玛丽·科尔文（美国，战地女记者）梅的精神气质有她的影子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见证记者梅和詹姆斯的经历
海湾战争中的西方记者群像梅和卡里姆在巴格达的见证
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的记者通过回忆延续
卡帕（美国）通过莱卡相机和“怕也要拍”的精神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