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你那个学生，不错。”李司长对王选说道：“有想法，敢说话。
那个关于中文系统的观点，说到点子上了。”
“他还年轻，需要磨炼。”王选很谦虚的说道。
“年轻好，年轻人是未来。”李司长感慨道：“咱们这些人，能做的就是搭个台，让年轻人唱戏。
戏唱得好不好，看他们的本事了。”
饭吃到一半，服务员送来了当天的报纸。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摘要。
所有人都放下筷子，凑过去看。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字字千钧。餐厅里安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所有人都在看，在思考，在消化。
谢建军看着那些熟悉的句子，前世在历史书上看过无数遍的句子。
但此刻，在1978年12月的羊城，在一群科技工作者的注视下，这些句子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要变了。”陈处长喃喃道。
“要大变了。”王选也说道。
“是好变。”李司长声音有些哽咽的说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晚餐在复杂的情绪中结束。有激动，有期待，有压力，也有希望。
回房间拿行李的路上，王选对谢建军说道：“看到了吗？时代真的变了。
回去后，咱们要抓紧，要快。机会不等人。”
“我明白。”
晚上八点半，他们到达羊城火车站。月台上灯火通明，开往京城的列车静静地等着。
上车，放好行李，安顿下来。和来时不同，这次回程只有王选、陈处长、孙工和谢建军四人。
其他代表有的留下继续洽谈，有的去其他地方考察。
九点整，列车缓缓启动。羊城的灯火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谢建军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
三天会议，像一场梦，但又无比真实。
他见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见到了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听到了最前沿的讨论，也看到了最现实的博弈。
收获巨大，压力也巨大。
他知道，回京城后，要做的事更多了。
要消化这次会议的收获，要整理资料，要写报告，要继续学业，要参与研究，要照顾家庭……
但此刻，他只想静静地看着窗外，让思绪沉淀。
“累了就睡吧。”王选说道：“明天下午才到京城。”
“不累。”谢建军说道：“老师，您说，咱们多久能追上？”
王选沉默了很久。
“硬件，可能要十年。软件，可能快点。但最难的，是思想。”
他看着窗外说道：“咱们习惯了封闭，习惯了自给自足。
打开国门，看到差距，有些人会奋发，有些人会气馁。这需要时间。”
“那咱们呢？”谢建军问道。
“咱们？”王选笑了：“咱们是搞技术的，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事做好。
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研究，一行代码一行代码地写。
追得上追不上，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这话朴实，但有力。谢建军点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
夜里，列车在华中平原上飞驰。谢建军躺在卧铺上，却睡不着。
他拿出笔记本，借着过道微弱的灯光，写下这次南行的总结：
收获：
1.看清了国际计算机技术发展现状
2.了解了主要公司的产品和策略
3.建立了初步的人脉关系
4.认识了周明等国内人才
5.拿到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下一步：
1.整理会议资料，形成报告
2.重点研究王安汉字系统和苹果II
3.帮助周明完善拼音输入法
4.加强英文和专业技术学习
5.关注国内政策动向
写完，他合上本子，闭上眼睛。
列车轰隆向前，像时代的车轮，不可阻挡。
而他，谢建军，二十二岁的大一学生，两个孩子的父亲，正坐在这趟列车上，驶向1979年，驶向改革开放的春天。
路还很长，但他已经上路了。
而且，他知道方向。
列车在黑夜中向北疾驰。
硬卧车厢里，大多数乘客已经入睡，鼾声此起彼伏。
谢建军却毫无睡意，他坐在过道边的小折叠凳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在一本新笔记本上画着什么。
如果此时有人凑近看，会看到那些纸上画满了复杂的电路图、系统架构框图和时序逻辑图。
这不是一个大一学生该懂的东西。
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谢建军正在根据这次羊城会议的见闻，结合前世的记忆，勾勒一个可能的技术路径。
第一步：获取核心元器件。
他在这一项下面重重划了几道线。
这是所有问题的起点。
苹果II用的是MOS 6502，王安2200用的是Z80，这些都是1978年最主流的8位微处理器。
但在国内，想要弄到这些芯片，比登天还难。
“想什么呢？”王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教授也睡不着，披着外套过来。
“老师。”谢建军合上笔记本：“在想技术路线。”
王选在他对面坐下，掏出烟，想了想又放回去：“说说看。”
谢建军重新翻开笔记本，指着自己画的系统框图：“这是基于Z80的基本系统架构。
CPU、时钟电路、地址锁存、内存、ROM、I/O接口……理论上，如果有芯片，我能设计出电路板。”
王选眯起眼睛，仔细看着那些图纸。
线条工整，标注专业，完全不像新手画的。
“你……学过电子工程？”
“在乡下时自己钻研过。”谢建军早准备好了说辞了。
“我们大队有台坏了的晶体管收音机，我拆了研究，后来又托人买了几本旧教材。”
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1970年代，确实有很多知青，通过自学掌握了不少知识。
“继续。”
“Z80是Zilog公司1976年推出的，性能比英特尔8080强，而且有配套的监控芯片和开发工具。”
谢建军指着图纸上的一处说道：“最重要的是，它的指令集兼容8080，而咱们国家……可能已经有人接触过8080了。”
王选眼神一凛：“你是说DJS-050？”
“对。”谢建军点头道：“华清和江淮无线电厂搞的DJS-050，就是仿8080的。
如果咱们能通过学校或部里的渠道，接触到那个项目组，也许能拿到一些技术资料，甚至……芯片样品。”
这是大胆的想法，但并非不可能。
1978年，科研单位之间虽然有壁垒，但也没到密不透风的地步。
京大数力系作为国内顶尖的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机构，向兄弟单位要些资料，是有可能的。
“就算拿到了芯片，然后呢？”王选问道：“设计电路板？写监控程序？做外设接口？这需要一个团队。”
“所以需要您的支持。”谢建军说得恳切：“研究室现在主要精力在激光照排上，那是重点项目。
但我们可以开一个小课题，比如‘微型机系统研究与汉字处理适配’。
名义上是为照排系统，寻找低成本的前端输入设备，实际上……”
“实际上是在偷偷搞个人计算机。”王选接话，语气听不出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