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高雄火车站。
林默涵站在售票窗口前，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皮箱。皮箱是苏曼卿连夜准备的，夹层里藏着全新的身份文件——陈文彬，祖籍福建永春，台北大稻埕颜料行老板。
他把几张皱巴巴的旧台币推过窗口:“一张去台北的票，普通车厢。”
售票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撕下一张票推出来。林默涵接过票，转身走向月台。
候车室里人不多。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蹲在角落，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靠在长椅上打盹，还有几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大概是刚休假结束回营地的士兵。林默涵在人群中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可疑的面孔。
但他没有放松警惕。
高雄火车站是特务们最喜欢蹲守的地方。魏正宏在这里安排了多少眼线，没人知道。林默涵昨晚从苏曼卿那里得到消息:军情局已经在高雄各交通要道布控，重点是码头和火车站。
他必须小心，再小心。
七点十五分，开往台北的列车缓缓进站。蒸汽机车头喷出白色的烟雾，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刺眼。林默涵随着人流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背对车门。这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见整个车厢的动静，又不会被人从背后偷袭。
他把皮箱放在膝盖上，双手按在上面，闭上眼睛假寐。
列车启动，缓缓驶出高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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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向北行驶，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山峦。三月的台湾，田野里已经泛起了绿色，偶尔能看见几个农民弯着腰在田里劳作。远处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林默涵没有看风景。他的眼睛半闭着，但余光一直在扫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斜对面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穿着绸布长衫，手里拿着一份《中央日报》，正看得入神。报纸的头版是蒋介石的讲话，标题很大:“反攻大陆，指日可待”。林默涵心里冷笑，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商人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碎花旗袍，怀里抱着一个藤条箱。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也许是送丈夫去当兵的新媳妇？也许是去台北投奔亲戚的可怜人？林默涵不知道。但他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按在藤条箱的搭扣上，指节微微发白。
再往前几排，坐着三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靠在一起打牌，笑声很大，引来旁边几个乘客不满的眼神。林默涵听了几句他们的对话——是在抱怨伙食太差、长官太严、放假太短。普通士兵，没什么特别的。
但林默涵没有忽略他们。
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人。这是他在上海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几分钟，又继续前行。林默涵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分。再过三个小时，就能到台北了。
就在这时，车厢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前面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眼睛在车厢里扫来扫去。后面那个矮胖，手插在口袋里，但那个口袋的形状——林默涵眯起眼睛——那是一把枪。
特务。
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打牌的士兵停止了说笑，那个商人放下报纸，年轻女人抱紧了怀里的藤条箱。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和那两个黑衣人对视。
林默涵也没有抬头。他维持着假寐的姿势，呼吸平稳，像什么都没察觉。但他的右手已经悄悄移到皮箱的把手上——箱子的夹层里，有一把勃朗宁。
瘦高个走到车厢中间，举起手里的文件夹。
“例行检查，”他的声音很尖，像铁皮刮过玻璃，“所有人把证件准备好，一个个来。”
他从前排开始，一张张检查证件。那个商人的证件没问题，年轻女人的证件也没问题，三个士兵的军人证更没问题。瘦高个一路往后走，走到林默涵面前。
“证件。”
林默涵睁开眼，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递给他。
瘦高个接过来，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林默涵的脸。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像两颗钉子，钉在林默涵脸上。
“陈文彬？”他念着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林默涵用闽南语回答，口音是标准的泉州腔，“台北大稻埕开颜料行的。”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三秒。
“去高雄做什么？”
“进货。”林默涵拍了拍膝盖上的皮箱，“谈了几家蔗糖厂，想进点货回台北卖。”
瘦高个的眼睛往下移，落在皮箱上。
“打开看看。”
林默涵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弯下腰，拨开皮箱的搭扣，掀开盖子。
皮箱里装着一沓文件、几件换洗衣服、一个茶叶罐、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钱。
瘦高个伸手翻了翻那些文件，又拿起茶叶罐摇了摇。茶叶罐发出沙沙的声音，是茶叶。他把茶叶罐放回去，又看了看那件换洗衣服，没发现什么。
“行了。”他把身份证还给林默涵，“走吧。”
林默涵接过身份证，放回口袋，重新闭上眼睛。
瘦高个继续往后走，检查剩下的几个乘客。又过了几分钟，他和矮胖一起离开了车厢。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林默涵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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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二十分，列车抵达台北火车站。
林默涵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站前广场上。台北的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细的雨丝。远处的建筑物影影绰绰，看不清轮廓。
他没有直接去大稻埕，而是先在火车站附近转了几圈。这是反跟踪的基本技巧——如果有尾巴，这几圈足够让他现形。
没有人跟着。
林默涵这才拦了一辆三轮车，对车夫说:“大稻埕，霞海城隍庙。”
三轮车在雨中穿行，穿过台北的老街巷。林默涵坐在车上，看着两边倒退的风景。这是他第一次来台北。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要破旧，但也比他想象的要热闹。骑楼下挤满了小摊，卖吃的、卖穿的、卖杂货的，什么都有。人声嘈杂，闽南语、国语、甚至还有日语，混在一起，像一锅杂烩汤。
二十分钟后，三轮车停在霞海城隍庙门口。林默涵付了钱，走进庙里。
城隍庙香火很旺，虽然是工作日，但依然有不少善男信女在烧香磕头。林默涵在殿里转了一圈，假装参观，然后从侧门出去，拐进一条小巷。
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旧的木屋，屋檐几乎碰在一起，把天空挤成一条细缝。林默涵走了大约五十米，停在一扇木门前。
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永兴颜料行。
他敲了三下门，停两秒，又敲了两下。这是苏曼卿告诉他的接头暗号。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老妇人的脸。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很亮。
“找谁？”
“买颜料。”林默涵说，“朱砂红。”
老妇人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点点头，把门拉开。
“进来吧。”
林默涵闪身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煤油灯亮着。等眼睛适应了光线，林默涵才看清屋里的陈设——几排货架，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一张柜台，柜台上放着一把算盘和几本账册；墙角还有一张竹躺椅，上面躺着一个人。
那个人听见动静，从躺椅上坐起来。五十岁左右，穿着旧棉袄，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他打量了林默涵一眼，然后笑了。
“沈老板，等你很久了。”
林默涵心里一动。这个人知道他的代号？苏曼卿说过，台北的联络人叫“青松”，是她丈夫当年的战友。
“你是青松？”
那人点头，从躺椅上站起来，走到林默涵面前。他伸出手，林默涵握住。那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很有力。
“我姓吴，吴青松。”他压低声音，“苏曼卿的电报昨晚就到了。说你有重要东西要交给我。”
林默涵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铁盒，递给吴青松。
“老赵用命换来的。台风计划的核心数据。”
吴青松接过铁盒，打开，看了一眼里面的微缩胶卷。他的眉头皱起来，又松开。
“好，”他把铁盒收进口袋，“我今晚就发出去。”
林默涵点头。沉默了几秒，他问:“老赵那边有消息吗？”
吴青松的脸色沉下来。
“有。”他说，“今早收到的消息。老赵昨晚被押到军情局，魏正宏亲自审的。到现在——”他顿了顿，“到现在还没开口。”
林默涵心里一紧。没开口，但不代表不会开口。魏正宏的手段，他听说过。滴水刑、电刑、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酷刑，没有人能撑过三天。
“如果他开口——”他开口。
“如果他开口，”吴青松打断他，“整个高雄的网络就完了。台北这边，也得重新洗牌。”
两人沉默。屋里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跳动，发出细微的嗤嗤声。
过了很久，吴青松说:“你先住下来。颜料行后院有间房，平时没人来。等我把情报发出去，再看下一步怎么走。”
林默涵点头。他跟着吴青松穿过货架，来到后院。后院不大，只有十几平米，堆着一些杂物。靠墙有一间小屋，门虚掩着。
“条件简陋，”吴青松说，“但安全。隔壁住的是一个聋哑老太太，什么也听不见。”
林默涵推开门，走进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铺着薄薄的棉被，桌上一盏煤油灯，一壶水，一个搪瓷缸。
足够了。比起昨晚冰冷的河水，这里已经是天堂。
“你先休息，”吴青松说，“晚上我来叫你。”
他转身要走，林默涵叫住他:
“青松同志。”
吴青松回头。
林默涵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老赵，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吴青松沉默了几秒，然后点头。
“我知道。”
门关上了。
林默涵一个人站在小屋里，听着窗外的雨声。雨打在瓦片上，发出细碎的响声，像有人在轻轻敲着鼓点。
他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往外看。
雨中的台北，灰蒙蒙的，看不清远处。但他知道，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在军情局的地下审讯室里，老赵正在承受着什么。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老赵，撑住。一定要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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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台北军情局第三处地下审讯室。
灯光很亮，亮得刺眼。
老赵被绑在椅子上，双手反剪在身后，手腕被麻绳勒出深深的血痕。他的头低垂着，头发散乱，遮住了脸。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像一层皮。
魏正宏坐在他对面两米外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杯茶，慢条斯理地喝着。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的少将衔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身后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光着上身，胸口纹着虎头，一看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老赵，”魏正宏放下茶杯，声音很温和，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你我认识三年了。三年里，我对你怎么样？”
老赵没有抬头。
魏正宏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看着他的脸。
“你看，你跟着周济民，一个月多少薪水？三十块？五十块？”他摇摇头，“我给你一百块一个月，你替我做事，行不行？”
老赵抬起头，看着他。
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魏处长，”老赵开口，声音沙哑，但很稳，“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
魏正宏愣了一下。
“五十二了。”老赵说，“我活了五十二年，够了。你想怎么着，随便。”
魏正宏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笑了。那笑容很冷，冷得像刀子。
“好，有种。”他站起来，退后两步，对那两个大汉挥了挥手，“继续。”
大汉走上来，手里拿着一个碗。碗里装着水，很普通的水。
但老赵知道这是什么。
滴水刑。
把人的手脚固定住，然后一滴一滴地往额头上滴水。一滴，两滴，三滴……一开始没什么，但一天之后，每一滴水都像一颗石子砸在额头上。两天之后，额头的皮肤开始溃烂。三天之后，每一滴水都像刀子割肉。五天之后，人会疯掉。
这是魏正宏的发明。
大汉把碗举到老赵头顶，开始滴水。
滴。滴。滴。
老赵闭上眼睛。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和林默涵接头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叫“老渔夫”的交通员，什么都不懂。是林默涵教会他怎么用暗号，怎么甩尾巴，怎么把情报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老赵，”林默涵说，“你这条命，是组织的。什么时候收回去都行。”
他记住了。
滴。滴。滴。
他想起他那个苦命的妻子。五年前病死了，死的时候连棺材都买不起。是组织出的钱，让她入土为安。
他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儿子。妻子怀孕的时候他在执行任务，等回去的时候，儿子已经死了。难产，一尸两命。
他什么都没有了。
滴。滴。滴。
但他还有一样东西——这条命。
组织的。
什么时候收回去都行。
他嘴角浮起一丝笑。
魏正宏看见了那丝笑，脸色微微一变。
“加大力度。”他说。
大汉把碗举得更高，水滴落得更快。
滴。滴。滴。
老赵依然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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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吴青松来敲门。
林默涵跟着他穿过颜料行，来到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间破旧的平房，门板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永春旧货行”。
吴青松推开门，走进去。
屋里堆满了旧家具、旧电器、旧书旧报，像个垃圾堆。吴青松绕过一堆破椅子，走到墙角，搬开一个木箱子，露出墙上的一道暗门。
他推开暗门，里面是一间地下室。
地下室的灯光很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在头顶晃荡。但林默涵看见，墙角摆着一台发报机，旁边坐着一个人。
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年轻的脸。二十五六岁，戴着圆框眼镜，瘦削，脸色苍白，像是常年不见阳光。
“阿坤，”吴青松介绍，“发报员。”
阿坤点点头，没有说话。他从吴青松手里接过那个小铁盒，取出里面的微缩胶卷，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看。看了一会儿，他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像是在翻译密码。
林默涵站在旁边等着。地下室很闷，有一股霉味，但他顾不上这些。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阿坤的手，盯着那些不断出现在纸上的数字和符号。
大约过了一刻钟，阿坤停下笔，把纸递给吴青松。
“翻译完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台风计划的核心数据，很全。”
吴青松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眉头越皱越紧。
“怎么了？”林默涵问。
吴青松把纸递给他。
林默涵接过来看。纸上的数据密密麻麻——海军演习的准确坐标、舰队集结的时间表、左营基地的防御部署图、还有一份“反攻大陆”的先头部队编制表。
最后一行写着:预计行动时间，1955年4月15日凌晨四点。
林默涵心里一沉。4月15日，还有不到一个月。
“必须马上发出去。”他说。
吴青松点头，对阿坤说:“现在发，加急。”
阿坤坐到发报机前，戴上耳机，开始敲击电键。嘀嘀嘀，嗒嗒嗒，那些清脆的声音在狭小的地下室里回荡，像心跳，像呼吸，像无数人无声的呐喊。
林默涵站在旁边，看着阿坤的手指在电键上跳动。他知道，每一串电码，都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都可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但他也知道，每一串电码，都可能暴露他们的位置。
军情局的无线电监测车，二十四小时在台北街头巡逻。一旦监测到可疑信号，十五分钟内就能锁定位置。
十五分钟。
林默涵在心里默数着时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阿坤的手指还在跳动。他的额头上渗出汗水，但他没有停。
四分钟，五分钟，六分钟。
嘀嘀嘀，最后一串电码发完。阿坤摘下耳机，靠在椅背上，大口喘气。
“发出去了。”他说。
吴青松拍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林默涵看着那张纸，看着那些已经被电波传送出去的数据，心里五味杂陈。
老赵，你听见了吗？情报发出去了。你的命，没有白丢。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警笛声。
吴青松脸色一变:“快走！”
三人冲出地下室，穿过旧货行，钻进巷子里。警笛声越来越近，伴随着汽车引擎的轰鸣。林默涵回头看了一眼——几辆黑色的轿车正朝这边驶来，车灯刺眼。
“分头走！”吴青松喊，“城隍庙汇合！”
林默涵点点头，钻进另一条巷子。他在黑暗中狂奔，耳边是风声和心跳声，还有越来越近的喊叫声。
“站住！”
他没有停。他跑得更快。
巷子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变成一条死胡同。林默涵站在墙前，看着那堵两米多高的墙，咬了咬牙，后退几步，猛地往前冲。
他抓住墙头，翻身过去。
身后，特务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林默涵落在一片菜地里，浑身是泥。他顾不上这些，爬起来继续跑。菜地尽头是一片矮房，他钻进矮房之间的缝隙，像一只老鼠一样穿行。
不知跑了多久，他终于听不见警笛声了。
他靠在一堵墙上，大口喘气。汗水流进眼睛，刺得生疼。他的左肩隐隐作痛，昨晚的枪伤又裂开了，血从衣服里渗出来。
但他还活着。
他又一次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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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林默涵回到霞海城隍庙。
庙门已经关了，他在庙外的石阶上坐下，等着。夜风很冷，吹在湿透的衣服上，冻得他浑身发抖。他缩成一团，抱着膝盖，看着空荡荡的街道。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个人影从街角闪出来。
是吴青松。
他看见林默涵，快步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
“阿坤呢？”林默涵问。
吴青松沉默了几秒，然后摇头。
“没跑出来。他被特务堵在巷子里，我听见枪声了。”
林默涵闭上眼睛。
第六个。
阿坤是第六个。
他想起那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那个脸色苍白、说话很轻的年轻人。他那么年轻，才二十五六岁，还有大把的人生可以活。但现在——
“他是好样的。”吴青松说，“发报机被他砸了，什么都没留下。”
林默涵点头，没有说话。
两人在石阶上坐着，看着天边一点点泛白。远处的鸡叫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接下来怎么办？”林默涵问。
吴青松想了想:“你得离开台北。”
“为什么？”
“老赵的事，”吴青松看着他，“如果老赵开口了，你的身份就会暴露。高雄回不去，台北也不能待。你得去台中。”
“台中？”
“对。那里还有一条线，我战友在那边。他叫陈明德，开杂货铺的。你去找他，他安排你出境。”
林默涵沉默。出境。离开台湾。回大陆。
这是他三年来每天都在想的事。但真正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兴奋，不是轻松，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老赵如果开口，会供出苏曼卿吗？”他问。
吴青松沉默了几秒。
“会。”他说，“但苏曼卿应该已经撤了。昨晚收到消息，她今天一早离开高雄，去台东。”
林默涵心里稍微安定了一点。苏曼卿安全了就好。还有陈明月——他想起那个名义上的妻子，那个在山洞里吻他的女人。她呢？她安全吗？
吴青松像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
“这是苏曼卿托人带给你的。”
那是一个布包，很小，很轻。林默涵打开，里面是一枚玉佩。青色的，雕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他认得这枚玉佩。是陈明月祖传的。她一直贴身戴着，从不离身。
“她——”
“她还活着，”吴青松说，“在医院里。”
林默涵握紧那枚玉佩，指节发白。
医院里。被捕了，受伤了，在特务的医院里。
“能救她吗？”
吴青松摇头:“救不了。军情局派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任何人靠近，一律抓捕。”
林默涵闭上眼睛。他想起陈明月的脸，想起她那双温柔的眼睛，想起她在山洞里说的那句话:“如果我活不成，把这发报机带走。”
她早就准备好了。
他睁开眼，把玉佩收进贴身的口袋里，和女儿的照片放在一起。
“老吴，”他说，“我去台中之前，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吴青松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吴青松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好。我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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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台北市立医院。
傍晚六点，天色已经暗下来。医院的走廊里亮起昏黄的灯光，护士推着车走过，橡胶轮子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林默涵穿着一件白大褂，戴着口罩，手里端着一个托盘，像个普通的医护人员。他在走廊里慢慢走着，经过一间又一间病房。
308号病房。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一左一右，像两尊门神。
就是这里。
林默涵深吸一口气，端着托盘走过去。
“站住。”左边的特务拦住他，“干什么的？”
“送药。”林默涵低头看着托盘，声音很稳，“308号，陈明月。”
特务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然后看了看托盘上的药瓶。药瓶是真的，是吴青松托人从药房弄来的。
“进去吧，快点。”
林默涵点点头，推开门，走进去。
病房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上躺着一个人，脸色苍白，眼睛闭着。
陈明月。
林默涵走到床边，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干裂，额头上包着纱布。纱布上渗出淡淡的血迹。
她的左手露在被子外面，手腕上缠着绷带。那个枪伤，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林默涵在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冬天的铁。
她睁开眼睛。
看见他的那一刻，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她想坐起来，林默涵按住她。
“别动。”他压低声音，“门口有人。”
陈明月看着他，眼眶红了。
“你疯了？”她的声音很轻，像蚊子一样，“你来干什么？”
林默涵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玉佩，放进她手里。
“我来还给你。”
陈明月看着那枚玉佩，眼泪流下来。
“傻瓜。”她说，“这是我给你的。你带回去。”
林默涵摇头:“你留着。等你出来，我再找你拿。”
陈明月笑了。那笑容很淡，很虚弱，但很暖。
“我出不去了。”她说，“他们明天就要把我转到军情局。”
林默涵握紧她的手。
“我会想办法。”
“别想了。”她看着他，“你做你该做的事。我的事，你别管。”
林默涵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她，看着那张苍白的脸，那双温柔的眼睛。
“默涵，”她忽然用他的真名称呼他，“你走吧。回大陆去。替我看一眼老家的山，老家的水。替我——”
她说不下去了。
林默涵俯下身，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我会回来的。”他说，“等那一天，我带你一起回去。”
陈明月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滑落，滴在枕头上。
门口传来特务的声音:“好了没有？”
林默涵站起来，最后看了她一眼。
陈明月睁开眼睛，看着他，嘴角带着笑。
“走吧。”她说。
林默涵转身，推开门，走出去。
特务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端着托盘，沿着走廊慢慢走远。走到拐角处，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病房。
门关着。门口站着两个特务。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手里的托盘在微微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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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林默涵搭乘一辆运货的卡车，离开台北，前往台中。
卡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车厢里装满了茶叶，浓浓的茶香掩盖了他身上的血腥味。他蜷缩在茶叶包之间，听着引擎的轰鸣声，看着车厢缝隙里透进来的光。
吴青松给他安排的新身份:茶叶商人的伙计，去台中谈生意。证件齐全，背景清白，没有人会怀疑。
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老赵还没有开口。但他随时可能开口。到那时，整个台湾的网络都会暴露。他必须在那一刻到来之前，离开这个岛。
卡车在山路上开了四个小时，傍晚时分抵达台中。
林默涵按照吴青松给的地址，找到那条老街。老街很破旧，两边是低矮的瓦房，檐下挂着昏暗的灯笼。一个卖面的小摊冒着热气，几个下工的工人蹲在路边吃面。
他在一家杂货铺门口停下。
铺子很小，门板已经斑驳，上面挂着一块招牌:明德杂货。
他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国字脸，浓眉，眼神很警惕。
“找谁？”
“买茶叶。”林默涵说，“福建的铁观音。”
中年男人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点点头，把门拉开。
“进来吧。”
林默涵闪身进去。
屋里堆满了杂货——油盐酱醋、火柴肥皂、针头线脑，什么都有。中年男人把他带到后院，关上门。
“我姓陈，陈明德。”他说，“青松的电报昨天到了。你叫——”
“陈文彬。”林默涵用了那个假名。
陈明德点点头:“你要出境？”
林默涵点头。
“有船。三天后，从梧栖渔港出发。去香港。”陈明德看着他，“但船票不便宜。”
“多少钱？”
“五百块。美金。”
林默涵沉默。五百美金，相当于他三年的工资。但他没有讨价还价。他知道，这种时候，能有一条船愿意载他，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我付。”
陈明德点头:“三天后的晚上八点，梧栖渔港，三号码头。船号‘海丰号’。你找船长老蔡，就说是我介绍的。”
林默涵记在心里。
“这几天你就住这儿。”陈明德指着后院的一间小屋，“别出门，别见任何人。吃的我会送来。”
林默涵点头。
陈明德转身要走，林默涵叫住他:
“老陈，有台北的消息吗？”
陈明德停下脚步，沉默了几秒。
“有。”他回头看着林默涵，“老赵昨天开口了。”
林默涵心里一沉。
“他供出了谁？”
“苏曼卿。”陈明德说，“军情局今天早上去台东抓人。但苏曼卿——苏曼卿没让他们抓到。”
林默涵心跳加速:“她怎么了？”
陈明德看着他，眼神很复杂。
“她在特务冲进去之前，吞了藏在牙缝里的***。当场就——”
他没有说下去。
林默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苏曼卿。那个在明星咖啡馆里八面玲珑的女人，那个用咖啡勺敲击杯碟发出警报的女人，那个说“台湾的春天也会开花”的女人——
她走了。
第七个。
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苏曼卿的脸。她穿着围裙，站在吧台后面，笑着问:“沈先生，今天喝什么？”她端来咖啡，用勺子敲了敲杯沿，三下，代表“情报紧急”。她把他拉进后院，给他熬姜汤，说“你这个样子，活不过明天”。
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在他脑子里闪过。
他睁开眼，看着陈明德。
“陈明月呢？”他问。
陈明德沉默。
“说话。”
“陈明月，”陈明德开口，“昨天凌晨，死在看守所里。”
林默涵像被雷击中了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怎么死的？”
“他们用了刑。她本来就有枪伤，撑不住。凌晨三点，断的气。”
林默涵的手在发抖。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那枚玉佩。
青色的，雕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她把这枚玉佩给他，让他带走。她说“你带我一起回去”。她说“等我出来，你再找我拿”。
她出不来了。
她永远不会出来了。
林默涵站在那里，很久很久。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屋里没有点灯，只有黑暗包围着他。
陈明德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林默涵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玻璃:
“老陈，有烟吗？”
陈明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给他，又划燃一根火柴。
林默涵接过烟，点上。他很少抽烟，但此刻，他需要一点东西来麻痹自己。
烟味呛进肺里，他咳嗽了两声。
烟雾在黑暗中缭绕，像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老陈，”他说，“谢谢你。”
陈明德点点头，转身走了。
林默涵一个人站在黑暗中，抽着那根烟。烟头一明一灭，像微弱的信号，像无声的呼唤。
窗外，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婴儿的哭声，一声接一声，凄厉又无助。
他闭上眼睛，把那枚玉佩贴在胸口。
明月，我带你回家。
---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