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四点三十七分。
武陵山的天还没亮，但三号车间里灯火通明，亮如白昼。CK6140数控车床的冷却液喷嘴喷出淡蓝色的雾，在日光灯下形成细密的彩虹。第十三根丝杠正在精车，刀尖沿着两米长的工件平稳移动，切屑如银色的丝带般卷曲、断裂、落入铁屑槽——那声音细密均匀，像蚕食桑叶，是加工状态良好的证明。
但守在机床前的三个人，脸上都没有轻松的表情。
老李坐在操作台前的小凳上，腰板挺得笔直——这是四十年车工生涯养成的习惯，再累也不能弯腰。他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坐标值和加工时间：Z轴已移动1764毫米，剩余236毫米；加工时间已过6小时17分，按新工艺参数，完成整根还需要42分钟。
42分钟，不能再出任何问题。前面十二根，废了两根——第五根刀崩，第九根材料有隐性裂纹，精车到一半突然开裂。二十根的任务，现在完成十根，合格八根，废品率20%。按照合同要求，最终交货至少要有十八根合格品。这意味着剩下的十根，最多只能再废一根。
压力像无形的手，掐着每个人的喉咙。
小张站在老李身后，手里拿着笔记本，每隔十分钟记录一次关键参数：主轴温度、进给速率、切削力波动、冷却液流量……他的字迹开始有些潦草——连续值了四个夜班，年轻人的眼皮在打架。但他不敢睡，每次记录完就用凉水抹把脸，强迫自己清醒。
小陈在工作室里，面前的计算机屏幕上同时运行着三个程序：一个是实时监控机床状态的采集软件，一个是刀具磨损预测模型，还有一个是和北京那边联机的数据同步窗口——望城每隔两小时会发来新的仿真结果，供他参考调整参数。
凌晨四点五十分，机床突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不是报警，但老李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他站起身，俯身贴近主轴箱，眼睛闭着，全神贯注地听。小张紧张地屏住呼吸。
五秒钟后，老李睁开眼睛：“尾座顶尖的推力轴承，有细微的滚珠剥落声。还能坚持，但得监控。”
他示意小张去拿听诊器——那是厂医室借来的医用听诊器，改装了更灵敏的探头。小张把探头贴在尾座壳体上，老李戴上听诊器耳机。
声音通过骨传导放大：嗡嗡的主轴旋转声是背景，冷却液流动声像溪流，还有……确实，每隔七秒左右，会有一声极轻微的“咔”，像细小的沙粒被碾压。
“滚道面开始疲劳了。”老李摘下听诊器，“这种进口轴承，咱们没有备件。要是彻底坏了，尾座就顶不紧工件，加工精度会跌到0.01毫米以外。”
“能坚持到这批活干完吗？”小张问。
老李没回答，而是走到机床旁，俯身看尾座上的推力显示表。正常加工时，顶尖推力应该稳定在200公斤左右。现在表针在195到205之间轻微晃动——波动范围还可以接受，但趋势是向上的。这说明轴承的游隙在变大，需要更大的推力才能压紧工件。
他调整了尾座液压系统的压力设定，把推力提到210公斤。表针稳定了一些。
“先这么干。”老李说，“等这根完了，停机检查。如果有备件就换，没有……就得想办法。”
办法是什么，他没说。但小张知道，如果真没备件，老师傅们可能会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修配，甚至重做一个轴承座。那需要时间，而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凌晨五点二十分，第十三根丝杠加工完成。
关机，卸活，吊装到检测台。三坐标测量机的探针开始移动，像一只精密的金属昆虫，在丝杠表面爬行。小陈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螺距误差：0.0038毫米/米。
圆柱度：0.0025毫米。
表面粗糙度：Ra0.9。
全部达标，而且比前几根更稳定。
“成了。”小陈长舒一口气，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连续四天，他睡了不到十个小时。此刻松懈下来，困意如潮水般涌上。但他知道不能睡——第十四根毛坯已经装夹好，机床马上要重新启动。
老李没有庆祝。他正在检查尾座。拆开防护罩，轴承暴露出来——日本产的NSK推力滚子轴承，型号T-1234。表面看起来完好，但用手转动，能感觉到极其轻微的卡滞。他用塞尺测量滚道间隙：已经达到0.08毫米，超出允许值一倍。
“得换。”他得出结论。
“库房没有这个型号。”生产科长刚被叫来，手里拿着备件台账，“咱们厂以前用的都是国产轴承，这种进口的……”
“北京可能有。”小陈忽然想起什么，“望城工的单位，设备很多是进口的，应该有备件库。我给他打电话！”
凌晨五点半，往北京打长途。电话接通需要时间，总机转接，等待。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
终于，望城的声音传来，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小陈？出什么事了？”
小陈快速说明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翻找纸张的声音。
“NSK T-1234……我们所有一台德国的五轴铣床用过这个轴承。我想想……”又是翻找声，“找到了！去年大修时换下来一套旧的，但检查记录说还能用，就留作备件了。你们急用的话，我可以马上找出来，今天发航空快件。”
“今天能到吗？”
“航空件到省城，明天上午。你们派人去省城取，下午能回来。”
明天下午。这意味着今天只能完成第十四根——如果轴承不彻底坏的话。而合同要求的交货期是二十五天，今天已经是第七天。时间，像沙漏，看得见地在流失。
“发吧。”小陈说，“我们派人去省城等。”
挂掉电话，他看向老李：“轴承明天下午到。今天这根……还能干吗？”
老李摸了摸轴承座，又听了听声音。“调低转速，减小切削量，应该能坚持一根。但精度可能会差一点。”
“差多少？”
“螺距误差可能到0.006，接近极限了。”
0.006毫米/米，还在合同要求的0.005公差带边缘，但很危险。如果检测时刚好超差，这根就废了。
“干不干？”所有人都看向谢继远。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机床边，手里端着一杯浓茶——茶叶放得太多，水都是褐色的。
车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老机床偶尔的“哐当”声，还有通风管道低沉的嗡鸣。
“干。”谢继远说，“但要把参数调到最保守。老李，你亲自编这段程序，用你四十年的经验，补上机床的缺陷。”
这是信任，也是重托。老李深吸一口气，坐回操作台前。他没有用现成的优化程序，而是新建了一个——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一个个代码输入：G01，X，Z，F……他不懂那些复杂的算法，但他懂金属，懂刀具，懂切削时那种微妙的平衡。
程序编了四十分钟。期间他停下来三次，闭上眼睛，像是在脑海里模拟加工过程。最后，他按下保存键：“好了。这个程序，主轴转速降到150转，进给量降到0.15毫米每转，分三次精车，每次只切0.05毫米。”
这意味着加工时间要延长到九小时，但切削力会降到最低，轴承负荷最小。
“开始吧。”谢继远说。
机床重新启动。这一次，它运行得格外缓慢，格外轻柔。刀尖接触工件的声音都变得不同——不再是清脆的“嘶嘶”声，而是低沉的“沙沙”声，像春蚕在深夜食叶。
老李没有离开操作台。他就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屏幕，耳朵听着机床，像一尊雕塑。小张要替他，他摆摆手：“这根必须我盯。你们去休息，四个小时后换班。”
没有人去休息。小陈回到工作室，继续跑仿真模型；小张去准备第十五根的毛坯；生产科长联系省城的司机，安排明天取轴承的事宜；谢继远在车间里踱步，检查其他工序的准备情况。
窗外，天渐渐亮了。武陵山的晨雾从谷底升起，乳白色的，缓慢地漫过厂区。车间的窗户上凝了一层水汽，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上午八点，换班的工人来了。白班的人看到夜班同事通红的眼睛、油污的工装、但依然挺直的脊梁，没有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接过岗位。这是一种无需言语的交接——任务在继续，责任在传递。
上午十点，谢继远接到武汉的电话。是长江液压件厂的孙厂长。
“谢厂长，进度怎么样？”孙厂长的声音透过电话线，有些失真，“我这边外商催得紧，能不能提前几天？二十三天，行不行？”
二十三天，意味着又要压缩两天的缓冲期。
谢继远握着话筒，手心在出汗。他看着车间里那台缓慢运转的机床，看着老李纹丝不动的背影，看着小陈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然后他说：“我们尽力。”
没有保证，只有“尽力”。这是他能给出的最诚实的承诺。
挂掉电话，他走到老李身边。老李没回头，但知道是他。
“武汉催了。”谢继远轻声说。
“知道。”老李的眼睛依然盯着屏幕，“这根干完，我算过了。从现在到交货，如果一切顺利，刚好够。但不能再出任何问题——轴承不能坏，刀不能崩，材料不能有缺陷，人不能倒。”
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个“不能”都像一块石头，垒成了一座山。
谢继远在他身边坐下，递过那杯已经凉透的浓茶。“老王，如果……我是说如果，最后实在来不及，你那一套手工修配的绝活，能不能赶上？”
老李终于转过头，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疲惫，但更多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光芒：“能。但那是最后的路。用老C6160，我带着徒弟手工车，一天最多一根，精度靠手感保证，废品率……可能到一半。”
一半的废品率，意味着最后可能需要加工三十根才能挑出合格的十八根。时间、材料、人力，都是无法承受的成本。
“所以，”老李转回屏幕，“必须让这台床子挺住。”
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第十四根丝杠的精车终于完成。比预计晚了十七分钟，但完成了。
检测结果出来：螺距误差0.0052毫米/米——超差0.0002毫米。
0.0002毫米，约等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三百分之一。但在合同里，超差就是超差。
所有人都围在检测台前，盯着那个数字，沉默。
“复检。”谢继远说。
三坐标测量机重新运行，探针再次爬过丝杠表面。这一次，检测员调整了采样点，增加了关键位置的测量密度。
二十分钟后，新结果出来：0.0049毫米/米。
“在公差带内！”小张第一个喊出来。
原来第一次检测时，有一个采样点刚好落在材料微观不均匀的位置，导致局部数据偏差。调整检测方案后，真实精度达标了。
车间里爆发出低低的欢呼声。有人拍着肩膀，有人抹着眼睛——不是哭，是连续紧张后的释放。
但老李没有欢呼。他走到机床前，开始拆卸尾座轴承。拆下来后，对着光仔细看：滚道面已经出现细密的麻点，两个滚子有肉眼可见的剥落。
“最多还能坚持两根。”他判断，“然后必须换。”
下午一点，去省城取轴承的车出发了。司机老刘是厂里最好的驾驶员，开的是那台老解放卡车。路况不好，单程就要六小时，加上取件、吃饭、休息，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回来。
这意味着今天只能再加工一根——第十五根。而且必须赌轴承不彻底坏。
下午两点，第十五根开始加工。老李依然亲自编程，参数调到更保守。机床运行得更加缓慢，像一头疲惫但依然倔强的老牛。
谢继远让夜班的工人全部去休息，自己留在车间。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机床不远的地方，看着，守着。没有做什么，但他在，就是一种态度。
下午四点，陈德海来了，带来了食堂做的包子——猪肉白菜馅，还热乎。工人们轮流吃，但没有人离开岗位超过五分钟。
下午五点，天开始暗了。武陵山的黄昏总是来得急，太阳一落山，寒意就上来。车间里开了暖气，但巨大的空间里，暖意总是追不上寒意。
晚上七点，第十五根完成粗车，开始精车。最关键的阶段。
晚上八点，轴承的异响开始明显。每隔五秒就有一声“咔”，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间里格外刺耳。
老李再次调整尾座推力，从210公斤提到230公斤。异响轻了一些，但推力表针的波动范围更大了。
“还能坚持吗？”小陈小声问。
老李没回答，只是盯着工件。刀尖正在车削最精密的螺纹部分，每一刀的深度只有0.02毫米，进给慢得像蜗牛爬行。这是整个加工过程中精度要求最高、也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
晚上九点十七分，异响突然加剧。“咔、咔、咔”变成连续的“咯咯”声。
“停车！”老李喊。
但刀还在走——程序运行到一半，急停会让工件表面留下台阶。老李的手在操作台上飞快移动，输入了一个临时修改：降低进给速度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时主轴转速再降20转。
机床慢了下来，异响声也小了，但还在。
“轴承完了。”老李的声音很平静，“最多再坚持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精度就会失控。”
二十分钟，刀程还剩四分之一。
“继续干。”谢继远说，“能走到哪是哪。就算这根废了，咱们也得看到底会废成什么样。”
这是学习——用一根可能废掉的丝杠，换回轴承失效时加工精度的变化规律，为后面的修复积累数据。
机床继续运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看着，听着，记录着。小陈在计算机上实时采集振动数据、温度数据、切削力数据——这些，以后都会变成优化模型的宝贵输入。
晚上九点三十七分，异响突然变成刺耳的“嘎吱”声。推力表针剧烈抖动，从230公斤跌到180公斤，又弹回250公斤。
“轴承彻底碎了。”老李说。
他按下急停——顾不得工件表面会不会留台阶了。机床停下来，寂静突如其来。
拆开尾座，轴承的惨状触目惊心：三个滚子完全碎裂，滚道面划出深深的沟槽。碎片卡在保持架里，像一场微型的金属灾难。
第十五根丝杠还夹在机床上，只完成了四分之三的精车。检测结果：螺距误差0.012毫米/米——严重超差，废了。
第三根废品。
二十根的任务，完成十四根，合格十一根，废三根。距离交货要求的十八根合格品，还差七根。而机床，停了。
车间里的空气像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有通风管道低沉的嗡鸣，像是在为这场失败奏哀乐。
老李蹲在轴承碎片前，一块块捡起来，放在手心。那些细小的金属碎屑，在灯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是我的责任。”他低声说，“应该早点停车的。”
“不是你的责任。”谢继远也蹲下来，“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赌了，赌输了。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把输掉的赢回来。”
他站起身，看着满车间的人：“轴承明天中午到。这期间，我们能做什么？”
小陈举手：“我可以重新跑仿真，优化轴承更换后的加工参数。”
小张说：“我可以准备后面几根的工装夹具，把准备工作做到最细。”
生产科长说：“我去联系省城，催司机再快点。”
老李慢慢站起来，走到那台老C6160车床前，拍了拍床身：“这台，我可以先调起来。轴承到了，新床子修好之前，如果时间实在来不及……我就用这个，手工补。”
手工补，意味着更慢，更累，更不确定。但这是最后的后路。
“好。”谢继远点头，“各自准备。等轴承。”
人群散开，各自忙碌。车间里又响起了声音——不是机床加工声，是准备工作的声音：砂轮磨刀的声音，夹具装配的声音，计算机键盘敲击的声音。
谢继远走到窗前。外面，武陵山的夜已经完全黑了。群山隐没在黑暗中，只有轮廓还隐约可见。远处的宿舍楼，大多数窗户已经暗了——工人们睡了，不知道车间里的困境，也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但他知道。他知道明天轴承到了要多久能换上，知道新轴承需要多久磨合，知道剩下的七根丝杠最少需要多少小时，知道离合同交货期还有多少天。
数字在他脑海里翻滚、碰撞、组合。最后，剩下一个结论：如果一切顺利，刚好够。如果再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不够。
不够，怎么办？
他想起了父亲谢文渊笔记本里的一句话：“绝境非绝路，唯意志可辟新途。”
现在，就是绝境。而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意志，还有智慧，还有协作，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在精密计算之外的运气。
窗外，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但它的光，毕竟在黑暗中亮过一瞬。
谢继远转过身，走回车间。那里，灯光依然明亮，人们依然在忙碌。失败了一次，但战斗还在继续。
黎明的螺纹，还在等待被车削出来。而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找到车削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