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战事风云激荡，铁骑如龙，烽烟蔽日。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未能过多惊扰大明内地，尤其是京畿重地的繁华与安宁。
边关的烽火和马蹄声，传到京城时，已经只剩下茶楼酒肆里说书先生嘴里的热闹。
百姓们该吃吃，该喝喝，该上街的上街，该赶集的赶集，仿佛那些千里之外的厮杀，与他们毫无关系。
而这一切，得益于大明这几年大刀阔斧的军制改革。
大明的主战部队已然完成了职业化的蜕变，成为专司攻伐的利刃。
而原本数量庞大、负担沉重的军户与部分平民，则被系统整编为规模浩大的“建设卫所兵团”。
其职能从作战转变为专业的技术工兵与工程兵团，专责修筑城池、开拓道路、兴修水利、转运物资，成为帝国扩张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粮食，更是无需担忧。
除了朱由校系统农田中产出的海量粮食外，经过两年的发展，大明对外开拓的成果已经开始反馈于国内的民生。
每年从倭国诸岛、南洋星罗棋布的官办与商办种植园中收来的稻谷、杂粮、蔗糖，其总量已堪比大明本土传统产粮区的三分之一！
若非朝廷深知“谷贱伤农”之理，由户部牵头，各地官府严密调控，维持一个保障农人基本收益的最低收购价，恐怕仅凭海外输入的低价粮，就足以冲击得许多农户放弃田亩。
毕竟种一年地得收益，还不如去工坊干两个月，谁还愿意种地呢？
不过，穷则思变，变则通达。
土地的传统产出价值越来越低，种地越来越不划算，而新兴的工商业、海外开拓则展现出惊人的利润与机会。
越来越多嗅觉敏锐的士绅、富商，开始将资本从田亩转向工商业，他们开工厂、办商号、跑海运，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而百姓们呢？有的进入工坊，成了拿工钱的工人；有的前往官府的移民司报名，拖家带口前往南洋乃至更遥远的新土。
在那里，他们将以“天朝子民”的身份，成为掌管数十上百亩种植园、役使数十名归化土人劳工的“汉人老爷”。
只需按时缴纳赋税、定期参加军事训练以自卫，便能获得以往难以想象的土地与财富。
这种变化，何尝不是一种逼迫？只不过更加温和一些！
如同昔年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驱赶着人口脱离旧有生计，逼着整个帝国转向工商与拓殖。
所幸，如今的大明正值鼎盛，国势强横，海陆军威镇服四方，这般转型并未让百姓沦为赤贫无助、任人宰割的流民贱民，反倒让无数家庭得以分享帝国扩张的红利。
整个大明，仿佛正沉浸在一场由开拓、进取、技术革新与海外财富共同酿造的盛大欢宴之中。
而京城中，繁华更胜往昔。
距离西苑凉殿中，朱由校将“安国剑”与“破革铳”赐予内阁阁老及六部尚书，已悄然过去了三个多月。
当日天子与重臣们关于“汉唐之别”、“文武并举”、“开拓进取”乃至“人人如龙”的激辩与定策，
在朱由校的默许甚至推动下，早已通过如今发行日广的《大明日报》传遍天下。
正所谓上行下效！
文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形象，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像是从宋朝开始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从那以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读书人的信条。
书生们埋头四书五经，手无缚鸡之力，连马都不会骑，却自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遥想汉唐，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文人无不佩剑跨马，赋诗论兵、射猎行疆皆是常态，风骨与勇武兼备。
如今，有内阁大臣和六部堂官背书，有皇帝亲自支持！
一时之间，文人佩剑成了新的风尚。
整个京城的铁匠铺，人满为患，打一把剑要排队等上十天半个月，价格还翻了好几倍。
其中卖得最为火爆的物件，竟然是复刻汉唐形制的“蹀躞带”——带身缀銙，銙下悬环，可佩刀挂囊、系巾悬镜，即所谓“蹀躞七事”，也就是后世的腰带。
如今，它倒成了京城文人雅士、乃至富家子弟彰显“文武兼资”风貌的时髦物件。
蹀躞带
商人的嗅觉最为敏锐，不少成衣铺、绸缎庄迅速推出仿照汉唐文物样式制作的“士子劲装”、“侠客袍”。
或在现有明代文人常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收窄衣袖以便行动，采用挺括面料，增加束腰、护腕等设计，专门设计出彰显文人英武之气的新款式。
布料柔软，剪裁合体，腰间配上蹀躞带，再挂一把长剑，走在街上，那叫一个英姿飒爽。
如今的大明百姓，特别是京城的百姓，大多富庶。
再加上如今纺织业发达，布料便宜，哪怕是普通百姓，置办新衣也是常有的事。
一件新衣裳，一把铁剑，一条蹀躞带，置办下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却能让人走路带风。
一时之间，整个大明的街道上，多了不少腰间佩剑、身着英武衫的文人士子。
甚至还有街巷孩童，腰间也挂着路边摊上买的小木剑，昂着脑袋走在大街上，学着戏文里的模样，迈着不伦不类的四方步，惹得周围众人一阵哄笑。
京城中的雅集，除了传统的诗会、文会，悄然兴起了“击剑社”、“射圃会”、“马术团”。
更有一些热血激荡的年轻士子，受“班超之志”感召，相互邀约，结伴前往边关，
或申请加入前往新拓疆土的移民队伍，亲身去体验那“功名祗向马上取”的汉唐遗风，试图在边疆大漠中寻找书写功业的机会。
大明的开放、自信与蓬勃向上的活力，在此刻的京城风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